新藥開發導入開放式創新

由於新藥開發的長時程及高資本投入，研發的的成本管控和分散風險一直是藥廠在研發創新上的困難之處。近幾年來，跨國製藥廠和生技公司間導入了以開放式創新為基礎的新合作模式，以提高研發生產力。

　以Roche為首的StemBANCC計劃為例，在2012年全球47個藥廠及研究機構結盟，針對幹細胞在醫療上的應用，進行跨國研究。參與的成員遍及歐洲、中東、美、加及日本。研究標的鎖定在誘導性多功能幹細胞（iPS）的醫療應用。由於聯盟成員的地理位置十分的分散，因此如何有效地進行知識流及物流的流暢、管控也是此一計劃的重點。

　其他藥廠，如Glaxosmithkline成立Scinovo小組，以增加研發彈性、提高與生技公司的互動，形成緊密的聯結。Pfizer與Merck Serono則是藉由提供自有的分子篩選技術，與擁有資料庫的中小型生技公司合作進行研究或是檢測。而Eli Lilly的PD2及TargetD2計劃，以資訊分享做為開放式創新的驅動力，兩年內促成與70家小型生技公司及174個研究機構的合作。

　由以上幾個例子，不難看出以大型跨國製藥廠為中心而形成的開放式創新聯盟已是生技製藥產業在研發上的主流，知識串流是其中的重要關鍵。知識串流固然可以提升生技醫藥研發的國際競爭力，台灣欠缺跨國大藥廠做為帶動的龍頭，然而如何切入、從那著手，以鏈結眾多的中小企業卻格外需要一番的討論和努力。

　擁有百年以來建立的資料和豐厚的技術經驗，是國際大藥廠的優勢。十餘年來，全基因體定序、生物晶片、基因體、蛋白體分析等等技術的日趨成熟，產生大量、快速累積的資訊，不僅對生物資訊分析需求的增加，也形成了另一種生技產業的知識流。

　中國大陸在以分子生物學為基礎的生技產業起步遠較台灣為晚，卻是跨大步而起，漸漸超越領先。位於深圳的華大基因，藉人類基因體定序計劃順勢而起，與國際團隊合作，目前已是全球最大全基因體定序服務的生技公司。與其說華大基因是接受中國政府在財務及軟、硬體設施的支持，毋寧說華大基因是精準地掌握了後基因體時代生技產業中知識流的重要性，所爭取到的不僅是金流、人才流，更重要的是全球生技產業的知識流流向中國。就生技產業整體而言，中國因華大基因而從現代生技產業知識的使用者，一躍成為知識源頭的創造者。

　台灣現代生技產業的起步時間甚早，也產出不少亮眼成果，足見台灣的生技研發能量。如果能夠精準地及時掌握生技產業中的知識流潮流，適時建立新的商業模式，國際結盟形成知識流的鏈結，台灣生技產業的發展應可有更大的發揮與全球佈局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