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 的財稅改革

臺灣過去二十多年來的財稅制度，的確有變、有不變，與歷經三位總統的作為具密切關係，也影響臺灣未來發展。

　臺灣財政在兩位蔣總統時期，基本上記取大陸失敗教訓，「量入為出」力求財政平衡。然而李登輝總統執政後，產生結構性改變，政府財政自1989年開始惡化，「量出為入」透過大量舉債從事公共建設，最有名的就是「六年國建計畫」。後來雖經檢討大幅縮小支出規模，惟債務持續累積後遺症已現。

　李登輝總統為了履行競選政見，於1996年7月成立財政部賦稅革新小組，推動「兩稅合一」所得稅制，以期建立低稅負投資環境。然因全球化發展、兩岸經貿開放、國內投資環境惡化等因素，企業紛紛外移，以致兩稅合一並沒有達到吸引投資目的，反而造成每年近千億元稅收損失；更因對高所得者擁有的股利所得免稅，助長賦稅不公現象。可見一項稅制改革在當初或許正確，事過境遷就有商榷餘地。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政府在1999年7月將金融業營業稅率由5％調降至2％，並將調降3％稅率之稅收用來打銷呆帳，留下的2％稅率作為建立金融重建基金支用，以期健全體質、共度難關。然在金融業大賺其錢後，卻仍坐享減稅利益，引起稅負不公質疑，故在2014年已將稅率回復至5％。此外，政治民主化的推動，使得社會福利相關支出快速成長。

　2000年陳水扁總統上任後，為正視財政失衡問題，2001年9月成立行政院財政改革委員會，目標是五至十年內達到財政平衡。由統計資料發現，在陳水扁執政後期，財政的確接近平衡，然其努力並不是提高稅收或降低支出，而是加強出售公有土地與國營事業股票，金額合計達1兆元以上，自然留下許多爭議。

　陳水扁總統時代，大幅調降土地增值稅率，先是從2002年2月起為期三年，將原先40％、50％、60％的稅率結構減半；繼而自2005年2月起長久化的將稅率下修為20％、30％、40％的稅率結構。由於此項稅改只有降稅而無擴大稅基，實在有欠妥當，至今問題不斷。至於為期矯正稅制不公，實現起碼租稅公平，於2006年實施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將某些特定減稅項目納入課稅，局部發揮矯正稅制不公作用，但也凸顯正常稅制改革之困難與無力。

　馬英九總統為落實競選政見，2008年6月底成立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陸續完成多項稅改，例如：在接續促產條例的產業創新條例中，取消絕大多數的租稅減免，只留下研究發展一項，配套措施則是自2010年起將營所稅率由25％降至17％；爭議數十年的軍教人員薪資免稅，在2012年開始恢復課稅；且自2013年起，對證券交易所得局部課稅。這些改革大致上值得肯定，然在2009年元月將遺贈稅率調降至10％，造成回流資金紛紛投入房市與股市，助長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均現象，就普遍引起詬病。

　2008年遭逢全球金融風暴，馬政府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擴大舉債規模，加強公共投資。並於2009年元月舉債858億元，發放每人3,600元的消費券；此項在臺創舉，據估計對經濟成長率只提高0.3％-0.5％，振興經濟效果似乎不彰。

　綜觀過去三位總統的財稅實績，各有其貢獻與爭議，但也共同面對持續存在卻又至今難解的課題：一為稅收占GDP的比率持續偏低，稅收不足且無法有效增加；二為課稅在所得重分配角色微不足道，稅制不公更是斲傷租稅正義；三為財政赤字與債留子孫現象嚴重，很難根本改善。尤其是債務累積，就中央政府一年以上非自償性債務言，李登輝時代增加2.3兆元，陳水扁時代增加1.3兆元，馬英九時代預期增加1.8兆元。

　其實，馬總統在任期屆滿前雖難力挽狂瀾，但仍有表現機會，例如推動房地合一實價課徵所得稅與持有稅，增進稅制公平、合理增加稅收，進而降低赤字與舉債，期能在稅改史上締造佳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