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曾表示:「信任的社會資本,是創造一國經濟繁榮最重要的力量。」自2000年以來台灣社會無一刻不爭鬧,為了核四的存廢,為了兩岸服貿協定的簽署,為了高中國文課綱文白比例,為了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等等,台灣社會總是鬧得沸沸揚揚,去年更出現漫天蓋地的大罷免,如今又有大法官釋憲爭議,二十多年來台灣和諧、信任的社會資本已快速流失。
早年經濟發展理論指出,資本及技術是引導一國經濟快速成長的重要手段,二次大戰結束後,多數經濟學家認為中南美洲擁有豐富的礦藏,加上過去被殖民時所留下的工業設施,前景看好,對於戰後一片狼藉的亞洲,則寄與同情者居多。然而,隨後的發展剛好相反,亞洲的台灣、韓國等四小龍,以及日本後來居上。何以會出現這個變化?很顯然,一個信任又和諧的社會資本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近來台灣煩惱超額儲蓄太多,1951~1970年台灣有13年的儲蓄是不足以因應投資的,超額儲蓄是負數。不過,那時台灣最不缺的是和諧信任的社會資本,依靠社會資本及不多的資源,台灣走過篳路藍縷的低谷,經濟逐漸起飛,由出口農產、蔬菜罐頭、紡織品而至塑橡膠,1980年代出口最大宗已轉為電機電器,儲蓄一年比一年多,1986年超額儲蓄率已達20.6%,此一榮景持續到2000年。
自2000年以來隨著政黨輪替,金融資本多了,不過,政黨對立年甚一年,詐騙橫行層出不窮,台灣積累多年的社會資本快速流失。由於失去信任,人與人的摩擦加劇,不明的恐懼愈來愈多,漫天蓋地的標語更把人們的信念推到光譜的兩端,社會因此擾擾不安。失去社會資本的台灣已陷入以下三項危機:
第一、政黨對抗加劇,打擊文官士氣:2000年以前能言敢言的文官隨處可見,其對政策皆可侃侃而談,言之有物,政府部門可謂人才輩出。而如今政治氣氛丕變,政黨輪替致政策逆轉者比比皆是,每每讓文官難以自圓其說,昔日大志自此隨風而逝,如此環境自然也吸引不了一流人才,這由近年高普考人數下滑可知一二,當無所適從的文官、士氣低落的文官愈來愈多,這不僅是內閣的危機,也是國家發展的危機。
第二、鼓動集體亢奮,激化兩極對立: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曾指出「集體亢奮」可以強化社會一體感及統合感,古代的宗教儀式和法國大革命的慶典本質相同。涂爾幹所言屬實,集體亢奮確實有莫大的作用,然而用在選舉年造勢也就足夠了,豈可年年找議題搞集體亢奮?集體亢奮雖可提升自家政黨的統合感,但也會造成台灣社會兩極對立,把和諧的社會推向光譜的兩端,產生莫名的仇恨,豈是台灣之福?這些年台灣集體亢奮已經太超過了,非但不利社會的和諧,也將危及投資與消費。
第三、詐騙無所不在,威脅政府統計品質:層出不窮的詐騙非僅重創台灣經濟的安定,也摧毀人們互信的社會資本,影響所及,政府物價、失業、所得分配、人口普查等調查工作處處碰壁,當拒訪者愈多,換戶率愈高,非抽樣誤差就愈大,資料的品質自然就愈差,如此一來,將如美國聯準會(Fed)主席鮑爾所言,會讓政府決策如「霧中開車」。這已然是我國政府統計工作歷來所面臨的最大威脅,不可小看。
綜上所言,如今台灣社會各層面的信任基石已然鬆動,再不重建社會資本,恐時不我予。那麼,如何建立社會資本?論語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只要執政者以禮以德施政,以愛以無私和在野黨互動,這徐徐的春風散入民間就能形成社會資本,從而政府效能提升,而讓台灣經濟社會更上層樓,新年伊始,就把今年定位為社會資本形成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