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世代貧窮,雖各國成因不一,但儼然已成為世界性問題。特別從2022年生成式人工智慧開始普及應用,許多初級工作紛紛被取代,就業機會大減。一職難求之下,青年處於事業起步、經濟脆弱的階段,勞動所得機會與條件都隨之惡化,更遑論藉累積資本創造財富。
在美國,除了前述新科技導入的結構性因素,近來川普政府的反覆不定,不僅企業難以進行規劃,擴張業務雇用新人成為奢想,連原本可能跳槽、甚至退休的在職員工,在憂心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加劇之下,也不敢輕易離職,造成舊的不去、新的無法進入的勞動市場,讓青年就業問題更加惡化。
在2025年7月,美國16到24歲間青年失業率為10.8%,較2024年同期的9.8%攀升,也是同期整體失業率4.3%的2.5倍。美國青年勞動參與率2025年7月僅有53.1%,較2024年同期下滑1.4%,且與總體勞動參與率差距拉大,趨勢似間接證明了部分青年已選擇離開勞動市場,放棄找尋工作。由於10月到11月美國聯邦政府經歷破最長紀錄的關閉,當中又連帶造成聯邦政府及部分相關民間機構裁員,政府恢復運作之後,可預期新公布的資料恐將難以樂觀。
職涯早期的失業經歷會造成長期的負面影響,已獲學術研究證實,包括薪資水準持續低於未經歷失業的同儕,此工資傷痕(Wage Scarring)效應導致終身收入損失。另,新鮮的人力資源未用即開始加速折舊,也提高了日後再次失業的機率。再者對青年而言,在其應快速累積經驗的階段失業,專業技能生疏甚至過時,職場人際網絡斷裂,降低其勞動市場的競爭力。大量勞動力的閒置,造成本應是推動經濟成長的動力,不僅反成增加社會福利支出的「啃老」負擔,嚴重者更埋下引發動亂的不定時炸彈。
由於心理成熟程度與人生經驗高度相關,加上新生代成長環境普遍較其長輩為優渥,挫折容忍度較低,面對求職四處碰壁的窘境,失業更易造成青年精神健康問題、自我形象破滅和絕望感,進而威脅身心福祉(Wellbeing)。對社會和總體經濟嚴重負面影響,斑斑可考,殷鑑不遠。2010年席捲突尼西亞、埃及、敘利亞、葉門等國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拉丁美洲智利、哥倫比亞、巴西在2020年代的抗爭、2024年孟加拉、2025年尼泊爾推翻政府的動亂,無一不與青年失業及貧窮有關,顯見此問題實不容小覷。
2024年台灣15到29歲青年失業率為7.92%,數字看似良好,但台灣青年貧窮問題實不會比美國輕微。由於高等教育體系過度擴張,一方面導致年輕人口延後就業而美化了失業數字,另一方面大學以上教育人才供給過剩,形成高才低就 (Underemployment) 的教育浪費。台灣親子關係較親密,成年子女同住父母居所普遍,且較歐美文化能為一般人接受。原生家庭的照顧,形成特殊的社會安全網。
產業結構更造成兩極化的工作機會。高科技產業薪資固然誘人,但占大多數的非高科技工作則呈低薪化,造成從業意願下降。所得財富差距加大,極易憤世嫉俗,轉為社會撕裂、民粹崛起的誘因。
面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的壓力,台灣更應積極應對青年所面臨經濟挑戰的課題。除了現行強化職業訓練、促進產學合作、改善技能媒合等偏重勞動供給面的策略,更可從需求面思考,透過產業政策鼓勵投資創新,引導高附加價值產業,創造更多需要專業技能、且有職涯發展的「體面工作」(Decent Job)機會,嘉惠青年世代,也促進經濟永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