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中、美、歐在內的主要中央銀行,近期幾乎都廣受物價上漲之苦而不得其解,特別是經濟全球化浪潮下,加以新冠疫情的不確定因素,讓各央行貨幣政策不僅是在「穩物價」和「顧經濟」間左右為難,更是牽一髮而動全身般的互相影響、糾結,並從而衍生許多過去未見的新變數,降低央行貨幣政策對穩定物價的有效性,供應鏈瓶頸正是其中一例。
供應鏈瓶頸存在於每個環節,且環環相扣,其中又可分為生產瓶頸和運輸瓶頸來解讀。近期全球經濟活動復甦,最終財的消費需求快速增加,帶動對原物料(如石油、煤炭、木材等)、製造業中間財(像是半導體、晶片)及物流服務(特別是海、陸、空運等)的需求上升,但因出現供應鏈瓶頸,導致相關商品與服務供需失衡,價格波動幅度升高,進而形成助漲通膨的一大力道,這是過去從所未見的情況。
以生產瓶頸來說,過去幾十年,資本密集型產業著重生產效率更甚於供應韌性,但海外錯綜複雜的生產供應鏈在新冠疫情期間,因為各國相繼封城,物流網無法及時調整,以致產出擴張受到限制。像是汽車產業因晶片短缺而被迫停產或生產期拉長,某些耐久財庫存下降;廠商對產品短缺的預期及預防性囤積行為,又更加劇了瓶頸的嚴重性。
在此同時,運輸瓶頸也在上演,由於各國防疫與解封作法不同,使得勞動力供給緊俏,全球物流服務流程也大受干擾,例如亞洲至北美的海運時程拉長,停泊美國西岸港口等待卸貨的船舶數量攀升,內陸運輸卡車貨運量能嚴重不足;貨櫃滯留在港口除占用倉儲空間,也難免再影響後續裝卸貨時程及效率。
依照國際清算銀行(BIS)的分析,若美國與歐元區的能源及汽車價格自2021年3月以來增幅改用歷史趨勢推估,則CPI年增率將分別下降2.8及1.3個百分點。簡單說,在國際經濟密切往來合作下,供應鏈瓶頸或許一直存在,但疫情擴大了供應鏈瓶頸的範圍和影響,進而衝擊到各國物價,若以上述汽車產業為例,隱含的供應鏈瓶頸,對美國通膨的影響又高於歐元區。
汽車產業當然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全球產業各種供應鏈可說多不勝數,一般民眾或許認為通膨預期來自買不到衛生紙或菜價上漲,卻沒想到被認為和生活遙不可及的缺晶片、半導體缺貨和塞港等議題,透過供應鏈瓶頸,終端反映的就是物價走高。
以美國為例,通膨上揚源自受供應鏈瓶頸影響較大的項目包括能源、汽車及運輸服務,以2021年前十月數據來看,三者合計就貢獻美國費者物價指數(CPI)2.21個百分點的成長率,占整體CPI年增率的52%。至於台灣,雖沒有類似統計,由車用晶片缺貨加上塞港導致汽車缺貨、漲價,或是速食店因運輸而無法供應薯餅等新聞,可看出供應鏈瓶頸一樣存在,且來自於供應鏈瓶頸的物價上揚,非央行用提高利率或貨幣升值等貨幣政策手段可以解決。
過往各界對於央行面臨通膨疑慮時應提高利率,背後的假設是當通膨是物價全面、持續上漲,且主要原因來自包括個人和企業在內的經濟體不斷消費或投資,此時央行讓利率上升,對企業而言,因貸款成本上升,可以投資機會減少(因為賺的錢必須超過支付的利息),所以可能減少投資;就個人而言,儲蓄的效用高於消費(未來每一塊錢價值較高),所以可能減少消費、增加儲蓄,在這樣的情況下,投資和消費減少,就能壓抑通膨。
但升息並不是百利無害,央行調高利率壓抑通膨的同時,可能付出的代價就是失業率走高,因為如果民眾不消費、企業減少投資,工作機會也勢必會減少。也因此,對央行而言,必須先判定物價上漲是短期或長期、原因是特定還全面,是要消除通膨的預期心理、還是要解決已經發生的通膨,才有辦法對症下藥,決定所採行的貨幣工具和政策力度,但疫情的反覆和不可測,大幅加深了央行判斷的難度。
例如前述缺料或塞港的供應鏈瓶頸對物價的影響理論上是短暫的,隨各國邊境解封,相關問題應該即可紓緩,進而讓物價回歸平穩,可是現在卡在疫情變化難測,央行也難以判定供應鏈瓶頸會持續多久,而一旦供應鏈瓶頸若持續過長時間,通膨預期又未被明顯消除,恐將演變成持續性的通膨壓力,也就是偶發因素存在時間久了,其影響性也就跟著變成實質且具持續性,這是央行眼下不得不解決的難題。
正因為本次全球的通膨可說是另一種「非典」,各國央行也僅能各自摸石頭過河,以美國為例,即是先收回購債釋出的流動性;台灣因為沒有量化寬鬆,央行選擇以對房市選擇性信用管制著手。整體來看,對於是不是真要走到「升息抗通膨」這步,各國央行其實都還在且戰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