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工資走揚趨勢將加大通膨壓力

　有別於聯準會將當前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居高不下視為暫時性現象，並認為只要供給與消費的失衡狀況緩解，通膨就不會續處高位。部分學者專家則擔憂現今物價激增不僅是財貨市場總供需失衡所致，若勞動市場需求大於供給的現象更加顯著，恐引發工資呈現螺旋式上漲。屆時，廠商勢必會把上揚的勞動成本轉嫁至產品與服務的終端售價上，從而加大美國的通膨壓力。

　具體地說，造成疫後勞動力短缺的原因有五：首先是美國人均可支配所得不減反增，間接降低當前勞工的工作意願。由於疫情爆發雖使美國失業率一度躥升至14.8％，但聯邦政府發放每週300美元的失業救濟金，高於部分兼職工作者的週平均薪資，讓許多兼職者的財務壓力反而獲得緩解。同時，疫情期間嚴格的娛樂限縮令又讓民眾的相關消費支出下滑，並轉變為儲蓄。資料顯示，美國人均存款率從疫情前平均約7.5％，上揚至疫情期間（2020/2～2021/8）平均的15.7％，每月存款金額也從疫前年化約1.4兆美元增加到疫情期間的2.9兆美元。即使失業救濟金已在9月結束發放，但早前累積的儲蓄，使勞工並不急於尋找工作，更不願意屈就於相對低薪的工作，讓整體勞動市場缺工問題更形惡化。

其次，疫後家庭照護需求迫使勞工無法重回傳統工作崗位，必須選擇工時或工作地點更具彈性的職缺。例如今年9月各級學校復學後，兒童染疫比例隨即上揚，染疫率較復學前大增5倍之多，使突發性停學與隔離所衍伸的照護需求大增，加上缺工問題又讓托嬰中心、學前教育中心及課後安親班等民間照護機構無法恢復往常的營運規模，使子女托育問題未能獲得解決，均讓學童父母無法完全重回職場。

　第三，勞工心態轉變也是造成缺工的一大因素。經歷疫情期間居家工作（WFH）的自由度與方便性之後，勞工更傾向尋找工時與工作地點具有彈性的職缺。像是10月民調機構蓋洛普（Gallup）的調查即指出，有高達91％的勞工希望繼續保有WFH模式的彈性，有過半勞工則認為融合居家與傳統工作的混合工作模式（hybrid work）為最理想的職缺。然而，類如醫療、餐飲、旅遊等服務業仰賴大量人力，工作內容也不可能完全轉換成為居家工作型態，以致於在目前勞動市場的趨勢下，服務業所面臨缺工問題更難以解決。

　第四，疫情後美國勞動參與率明顯下降，且年長勞工選擇提前退休的影響相當顯著。10月美國勞工部的報告指出，在疫情後短短的一年時間裡，美國就短少約365萬勞動力。主要原因除了上述的育兒問題，導致中年族群（35～44歲）的勞參率下滑之外，55歲以上人口也因提前退休，使勞參率受抑。11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亦證實，55歲以上的美國勞工中有50.3％選擇退休，高於過去10年平均約47％的水準，顯示有較多的年長勞工在疫情後選擇提前離開職場。而這些退休者多半是經濟條件較好，且擁有較高學歷的高技術能力勞工，此類勞工在短時間內大量退休，導致高階人力供需出現缺口，且短時間內難以平復。

　第五，今年第二季經濟解封以來的缺工問題，讓美國企業願意祭出較以往為高的薪資與福利來吸引員工，勞工也因此意識到目前勞動市場賣方正佔據上風，更願意加入工會來提高薪酬談判籌碼。今年以來，美國主要大型工會（如卡車司機工會、服務業僱員工會）皆表示會員人數持續成長當中。隨著工會力量抬頭，勢必會進一步推升勞工與資方協商出的均衡工資。若再加上總統拜登承諾立法強化工會力量，也延請著名勞權律師擔任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委員，以行動表達支持勞權的立場，又強化了勞工爭取更高待遇的預期心理。

　綜觀前述疫後美國勞動力短缺的五大原因，可發現隨著9月美國人均儲蓄率已回歸接近長期平均的7.5％、聯邦政府的勞工失業救濟措施終止，以及11月後兒童染疫率趨緩，使前二項因素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有所降低。這也是聯準會研判勞動市場失衡狀態僅是暫時性現象，只要儲蓄率滑落、勞動參與率回揚，則工資趨穩將使其推升物價力量減弱之依據。問題是，後三項勞動力短缺因素指向美國勞動市場供給已出現結構性變化，這一趨勢恐怕非聯準會的貨幣政策所能改變，未來工資走揚對通膨走勢的影響程度，仍存在難以衡量的不確定性。

　尤為重要的是，對目前飽受通膨壓力激升而躊躇在貨幣政策丁字路口的聯準會來說，若過於輕忽勞動力短缺對工資的影響，導致其誤判物價走向及壓錯貨幣政策方向，隨之而來的代價與後果將十分嚴重。同理，市場若過於相信聯準會的設想情境，未對通膨速率脫離聯準會預測區間的可能性加以提防，日後必將承受其政策快速調整的巨大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