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應展現嚴守財政紀律決心

　兩年前，財政部蘇部長在一次專訪中表示，財政部一定會堅持兩大原則，即「歲出成長率不超過歲入成長率」、「政府債務成長率不超過經濟(GDP)成長率」，以期維持穩健的財政。如今兩年過去了，赤字在擴大，債務大量累積。雖然說，這兩年疫情影響重大，但是財政紀律的維護，還真不能怠忽！

政府以往通過一些相關法規，例如預算法、財政收支劃分法、公共債務法等，用以維護財政紀律，惟其效果並不彰。故而於2019年4月公布實施財政紀律法，在於節制政府支出成長，降低收支差短與債務累積，避免稅式支出及非營業特種基金浮濫等。令人質疑的是，政府在相關法規立法愈多，問題並未有效解決，仍以緊急特別條例，排除這些法規的適用。縱使有些學者建議，將財政紀律納入憲法來規範，然政府受現實所迫，無恪守紀律決心，恐怕也是枉然。

　依據財政部國庫署今年6月製表資料，就中央政府的債務言，一年以上未償債務餘額占前3年度名目國內生產毛額（GDP）平均之百分比，長期以來一直走高， 2012年曾達到36.34％，接近公共債務法所規範的40.6％；而後逐年下降，至2019年則為29.65％。然而這兩年的比率又告上升，2021年預估達32.91％，累積債務為6.26兆元，債務在兩年內增加約0.9兆元，主要為COVID-19的防疫及紓困所致。

政府赤字與債務管控，其實是一項複雜的政治經濟問題，尤其在民主國家，政黨為了爭取執政，追求選票的最大化，極可能選前大撒幣、大減稅來贏得勝選；加上選民往往存在「財政幻覺」，以為取得的好處是「白吃的午餐」。如此反而讓政治人物務實的認為，「開源、節流」為爭取選票與執政的絆腳石，終致赤字與債務累積成為切不掉的癌，問題解決就顯得非常棘手。

其實，政府無法有效控制財政赤字，任憑債務累積，具關鍵性的原因，就在於減免稅浮濫，稅基受到嚴重侵蝕。有些技術官僚基於使命感，將當前的稅收減免，視為一種投資，將「稅式支出」具有經濟效益，認為理所當然。縱使財政紀律法有稅式支出評估的要求，坦白而言，已經流於形式。在政策推動上，若是整體發展環境不能相互配合，徒有減稅實難有具體效果，只會「錦上添花」而影響稅收，並且製造稅制上的不公平性。

近二十年來，以稅收占GDP比率所呈現的租稅負擔率，大致維持在12％～13％的常態上；這兩年更是走低，甚至會降到12％以下，而非蘇部長原先期待的13％以上；其間相差1個百分點，就是接近2,000億元的稅收。對於一個現代化政府而言，此種稅收規模委實過小，難以支應國防、一般政務、經建、教育、社會福利等支出所需。雖然台灣的國民年金、各職業的退休保障，以及醫療保健等制度，主要透過保費來籌得財源，自成體系，一般不在政府收支統計之列；然其支出的膨脹，財源的不足，則是政府一項龐大的潛藏性負擔。

現代化民主國家，人民要求政府多做事，稅收理應相對配合；若不能配合，政府又苦無良策，勢必造成財政赤字與債務累積，也就凸顯政府在增進稅收規模、調整租稅結構上，產生政府失靈現象，是一種不守財政紀律的表現。雖稅收的成長與變化，受經濟成長、景氣變動等影響，更因稅式支出（主要為減免稅）、地下經濟（主要為逃漏稅）等因素的存在，有錢人未能正常納稅，就顯得稅制並不公平正義。凡此種種，政府應該努力的空間就很大。

由《財政統計年報》可知，近二十年來，各級政府支出合計占GDP的比率，呈現長期縮小的傾向，顯示「華格納（Wagner）假說」在台灣已經不被支持；此與1990年代以前，以「華格納法則」詮釋政府支出成長的經驗，產生截然不同的面貌。例如各級政府合計歲出淨額占GDP的比率，2020年僅有16.4％，2021年甚至降至15.7％（為預算數），不及1990年代高峰期的一半。此種現象的存在，是政府再造、有效節流所致，還是「五鬼搬運」、規避財政紀律規範造成；是否有違財政紀律法第一條中「維持適度支出規模」的立法旨意，實有詳加檢視的必要。政府更應說清楚、講明白，經由真實資訊的公開化、透明化，讓人民有知道真相的權利。

總而言之，針對當前政府財政體質的改善，財政紀律的落實，不應只是財政首長提出近乎口號式的原則與目標，更是寄望要有落實的毅力與決心。期待財政首長能夠拿出有效辦法，展現應變力與執行力，尤其在面對變局時，能夠突破困局，創造具體實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