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誠布公建立互信，才能降低「訊息、認知、決策、交易」成本

　為了減少大台北地區跨域移動所帶來的群聚風險，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宣布的分流措施，包括：彈性上班時間、異地辦公、居家工作，而且中央各機關的居家上班人數提高到二分之一；經濟部就此也希望工商企業界能夠共體時艱，行政和研發的非生產線人員，配合三分之一居家工作的政策。這一波猛爆型的疫情侵襲，還因為在事後一個星期，才就確診者的發病日，進行「校正回歸」，之後每日又增加數百個案例，更引起地方行政首長對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政治猜忌，國人不知所措之餘，也加深內心的莫名恐懼。

　屋漏偏逢連夜雨，政府與企業、政府與人民、中央與地方、甚至朝野政黨之間，所產生種種的磨擦，進而形成的不同成本，不利於全民抗疫成效，更無助於生活常態的回歸。這些成本包括：「訊息成本」、「認知成本」、「決策成本」、以及「交易成本」。

　中央針對確診人數所進行的「校正回歸」，是「不信任」政府公布資訊數據的新源頭，也導致地方政府防疫慢半拍的嚴重後果。「校正回歸」的主因在於，篩檢的速度雖然很快，但是，篩檢結果的判讀時間，卻可能需要一兩天或甚至兩三天。但如此一來，地方政府針對確診個案，以及週邊接觸者的人員匡列和疫調足跡，產生空窗期，進而形成確診人數增加、找不到源頭的惡性循環。

　面對每天都有數百位的民眾確診，各縣市、尤其是台北市和新北市政府所轄屬，收容、診治病患的醫院和防疫旅館，不要影響或排擠到原本必須到院開刀或洗腎的權益與資源，有效配置病床和負壓隔離病房，如何在最短期間內，建立足夠的移動式之快速篩檢站，都考驗著地方行政首長對於疫情緊急應變的治理能力。瞬息萬變的疫情惡化形勢，全體國人的無力感和挫折感，油然而生。而由於人命關天，各級行政首長做為「父母官」，必須立即回應的政治壓力，不言可喻。

　當預防勝於治療，已經成為過去式；政府現階段提出的措施，當以最迅速的減災、整備、應變為主，並以拯救最大多數民眾的生命做為最高原則。相形之下，下至餐飲小吃業者，只能外帶，不能內用，給顧客帶來的不方便，上到工商企業界配合政府政策而調整人力調度，所增加的經濟成本，相信都在國人願意容忍的範圍，也是大家此時的共識。

　面對挑戰，蔡總統宣示7月份國產疫苗，全民都能接種疫苗的期盼，遠水救不了近火。朝野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同心協力，很難避免「制度磨擦」（institutional friction）的難題。特別是因為防疫訊息的不對稱，在政治上的彼此不信任，造成中央政府認為「上令不能下達」、「地方各行其是」，而地方政府則認為，指揮中心的「蓋牌」和「留一手」，造成自己所採取因應措施的漏洞百出，朝令夕改。

　這些林林總總、不一而足的改變障礙，正是當前中央與地方聯合抗疫，最需要避免的成本。首先，地方政府防疫資訊收集的「訊息成本」（information cost），中央事後的確診案例補破網，危及緊急應變的成效。其次，指揮中心總綰全局，過濾處理訊息的「認知成本」（cognitive cost），希望地方政府遵循指揮中心的規範，已經因為危機意識的感受程度差異，而呈現步調不一的現象。再者，無論是中央各部會之間，或各部會和指揮中心之間，乃至於中央與地方之間，決策做成之前必須在內部達成基本共識的「決策成本」（decision cost），勢必將因為疫情高峰而愈來愈高。最後，中央政府「乾綱獨斷」做出決策，願意釋出資源、提供協助，都因為涉及到地方政府的順服度降低、以及監督地方執行狀況的困難度增高，「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大幅增加後，「令不出指揮中心」，不利於當前的全民抗疫。

　「開誠布公，建立互信」，無疑是現階段的政治解方。因為通報系統過於複雜或提報數據的延遲，所導致的「校正回歸」，只是技術性的問題，不應該成為指揮中心提供「即時/正確」資訊的藉口。防疫資訊和數據的品質，是地方政府據以做出判斷、提出對策的基礎。在決策過程當中，於適當的時機，進行必要的調適，必須植基於「即時/正確」的資訊。為了有效降低決策成本和交易成本，除非是要更進一步提高（或以後降低）防疫警戒的等級，要不然「中央決策，地方執行」並不適用於今時今日，指揮中心的責任在於依據疫情訊息，提出解讀、研判、以及因應措施的建議。

　讓中央的，歸中央；地方的，歸地方。只有資訊對稱、權責相符的疫情治理，中央與地方，各司其職，才能夠共同帶領台灣人民渡過這次史無前例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