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武裝抗日啟蒙運動

1918年，林獻堂偕其秘書施家本赴日小居，與東京台灣留學生開始密切往來。林獻堂在東京有一別墅，名為「雨聲庵」，該處即為當時台灣留日學生聚會場所。林獻堂在東京時，每逢星期日即高朋滿座，宛若小型台灣同鄉會。

1918年時，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約有五百餘人左右。斯時，台灣留日學生從事學生運動的主要人有林呈祿（新竹人、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蔡培火（台南人、高等師範學校）、王敏川（台中人、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蔡式穀（新竹人、明治大學法科）、鄭松筠（台中人、明治大學法科）、吳三連（台南人、商科大學）等。他們擁立早已成為台灣知識份子先覺人物的林獻堂、蔡惠如為其統帥，在其麾下結成團體，展開實際運動。

當時基於漢民族意識，台灣人一向在心裡認同中國，而台灣留日學生乘地利之便，得與中國留學生密切往來，於是蔡惠如、林呈祿、蔡培火、彭華英等留日台灣學生，乃與留日中國學生的中華青年會幹部馬伯援等人，以親睦為名，取同聲相應之意，於1919年成立「應聲會」。

惟該會因會員不多，且主要會員離散，故成立後不久，即自然而然地消聲廢弛；根據日據時代極秘文件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記載，當時與中國方面思想團體保有密切聯繫，且從事指導台灣留日青年學生的蔡惠如等人思想，深刻地支配台灣青年學生的意識型態，如研究中國語，或在年號上使用中國年號，稱中國為祖國，煽起排日氣氛等。

噍吧哖事件（1915）的血腥屠殺與大逮捕，對在台漢人，尤其是知識份子與士紳階級，自是產生無比震憾，彼等又恢復從前禁口不言的狀態，幾均不敢再從事政治活動，林獻堂亦蟄伏三年之久，方再度出面領導民族運動。1918年，林獻堂偕其秘書施家本赴日小居，與東京台灣留學生開始密切往來。林獻堂在東京有一別墅，名為「雨聲庵」，該處即為當時台灣留日學生聚會場所。林獻堂在東京時，每逢星期日即高朋滿座，宛若小型台灣同鄉會。彼時因林家留學東京子弟有數十人，受林獻堂資助留日者又數十人，故林獻堂每年幾例行至東京小住一段時日，俾訪友管教子弟，並延攬青年發掘人才。

1918年，林獻堂於日本東京邀宴台灣留日學生主要人物20餘人，就「對台灣當如何努力」為題各抒己見，惟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席間林獻堂的秘書施家本謂，六三法是台人之枷鎖，應快予撤廢。此一建議立即獲得與會人士的一致贊同，後成立「啟發會」，並在該會名下設置「六三法撒廢期成同盟」，以林獻堂為會長，林呈祿為幹事；林獻堂與蔡惠如等人於1919年底，以啟發會的名稱成立了團體組織，在他們的支持糾合下，時擁有會員約100餘人，約佔當時台灣留日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其中後來較著名者有林呈祿、蔡培火、彭華英、王敏川、黃呈聰、吳三連、劉明朝、莊垂勝，然而該會因內部會員思想與情感上的對立等原因，成立後未見有何積極活動，而於同年即告廢弛。

林呈祿自啟發會解散後，深感缺乏一個組織以推動民族運動，乃慫恿蔡惠如於1920年1月在日本神田，取禮記大學篇「作新民」之義，成立「新民會」。當時眾人公推蔡惠如為會長，惠如力辭，謂非獻堂不可，於是眾人要求蔡惠如權充會長，直至林獻堂同意出任會長時為止。

是（1920）年3月，「新民會」會員林呈祿、蔡培火、王敏川、鄭松筠、彭華英、蔡伯汾（台中人、帝國大學學生）、新炘（台中人、慶應大學學生）、劉明朝（台南人、帝國大學學生）、蔡玉麟（台北市、明治大學學生）等人，議商該會方針為：一、為增進台灣人幸福，開始台灣政治改革運動。二、為擴大宣傳啟發島民，發行機關雜誌。三、尋求與中國同志多多接觸途徑，其具體行動為：關於新民會，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稱，「新民會表面所揭櫫的綱領，雖係專門考究台灣所有應予革新事項，圖謀文化的提高，然當其實踐則係立於民族自決立場，推進島民之啟蒙運動，俾伸張合法民權」。

旅居東京的台灣留日學生，1916年時已組成「高砂青年會」的同鄉睦誼團體，最初與政治運動無直接關係。1920年初「新民會」成立後，該會改成「東京台灣青年會」。當時，「新民會」的所有表面活動均移由「青年會」推行，「青年會」逐成為「新民會」的表面團體；斯時，正逢我國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五省發生饑饉，災情甚為慘重。是（1920）年9月，該會舉行秋季例會時，由陳炘提議展開募捐救濟運動，結果由台灣本島募得3,450圓，東京募得1,193圓，彙齊交予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有關機關處理。

蔡智堪，台灣省苗栗縣後龍鎮人，12歲隨父到日本求學，後在東京落籍，開設「蔡豐源商行」，成為東京的台灣富商。

1928年7月，蔡智堪攜日本皇室書庫專用的黃色冊皮，喬裝成修補圖書的裱糊匠人模樣持牧野伸顯伯爵所送的「皇居臨時通行牌」，混進「皇室書庫」，抄錄＜田中奏摺＞，後前往奉天（瀋陽市）送交中方，公佈於世，揭發日人侵華陰謀。（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