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日文人叛國之路

鄭孝胥的「王道」說教符合日本帝國主義的意圖，因此，不但容忍，而且鼓勵他對「王道」大肆讚頌。

儘管鄭孝胥還自以為「行年七十六，自詡好身手。」但日本軍國主義者還是無情地拋棄了他。辭職之後的鄭孝胥，頗想歸老北京，但日本人屢不放行。1938年3月28日，鄭孝胥病逝於新京（長春），傳言是被毒殺，年79歲，葬於瀋陽。

他的長子鄭垂、次子鄭禹，同任總理祕書官，1935年鄭垂突然暴斃身亡。而鄭禹在1942年任奉天（瀋陽）市長。偽滿垮台，鄭禹去向不明。直到30多年後的1977年才證實，鄭禹在日軍大崩潰前夕，搭乘保證不受攻擊的遠洋客貨輪「阿波丸」號，企圖逃命，不料為美國海軍誤擊而沉沒海底。

日本帝國主義在侵占東北，策畫成立偽滿洲國傀儡政權之初，為了欺騙國際視聽，以建設滿洲「王道樂土」相標榜。學者李文卿認為，其實它是承繼明治維新以後的近代儒教思想而來，可視為日本「皇道論」的滿洲版，目的在於建構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一體論。它明白表示滿洲國的皇帝必須從屬於「天皇．皇道」體制，將王道主義置於天皇制國體之下來施行。

因此滿洲國徹底成為日本帝國建構的一環，以「盟邦」的身分完遂大東亞戰爭，幫助達成大東亞共榮圈的建造。

而鄭孝胥在擔任偽滿洲國總理期間，不斷寫文章、作演講、作「訓詞」，開口「王道」，閉口「孔孟」，逢人必講，開會必說，而且把他的《王道要義》作為自己的「傑作」廣為印發，對來訪者贈送。

學者李侃認為，當時由於鄭孝胥的「王道」說教符合日本帝國主義的意圖，因此，不但容忍，而且鼓勵他對「王道」大肆讚頌。但是隨著日本對偽滿洲國控制和統治的日益強化，軍國主義的野心和勢力日益膨脹，鄭孝胥的「王道」和「弭兵」說教，就與日本侵略勢力的口味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馳了。

曾任偽滿洲國總務次長的古海忠之就說：「以往，滿洲建國的口號是『王道樂土』、『民族協和』；滿洲國的政治是行『王道主義』。而關於『王道主義』，中國人是按照其固有觀念理解，而日本則以自身的立場和利益為前提，按照對自己有利的方式加以解釋。」

又說：「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滿洲的各項條件都已具備時，明確地提出了『日滿一德一心』、『日滿一體不可分』關係等口號，……他們取下了在建國精神中提出的王道主義的招牌，以『八紘一宇』的所謂『皇道精神』取而代之，……進而排斥王道，最後使之銷聲匿跡。」而鄭孝胥曾舌敝唇焦的宣揚「王道」，也成了歷史的反諷了。

作為「同光體」詩人，同時代人對鄭孝胥的詩頗多讚譽。陳衍在《石遺室詩話》讚之曰：「三十以前專攻五古。規模大謝，浸淫柳州，又洗鍊於東野，摯之之思，廉悍之筆，一時殆無與抗手。」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借用《水滸》梁山好漢108將，品評當時詩人成就高下，給鄭孝胥的位置竟是第二號人物「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評價不可謂不高。在海藏樓他的生活是優裕的，他又寫得一手好書法，據說他鬻書的潤資年入可達萬金。但他的思想深處並不僅以做一個文人為然，他有著即使「埋首十年」，也要「出任天下事」的勃勃野心。

1923年，他走出海藏樓，跟隨溥儀去了。之後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交給日本人來操縱。1931年4月，鄭孝胥曾回到上海，回到海藏樓，他把海藏樓售出。學者傅道彬認為，鄭孝胥售出海藏樓，肯定不是經濟的考慮。鄭的此次專程返回上海，顯然是在與自己的精神領地告別，表現出他決計投身反動政治不再回頭的決心。

對於鄭孝胥的附敵行為，與他同為遺老的朱祖謀（彊）曾找人勸阻，但終告無效，令他相當痛心。

據龍沐勛（榆生）在〈彊晚歲詞稿跋〉云：「……會『九一八』變起，東北淪於倭寇。鄭孝胥圖挾愛新覺羅．溥儀由天津潛往遼瀋。先生惄焉憂之，曾囑陳曾壽力加勸阻。先生病日篤，一日強起，邀予往石路口知味觀杭州餐館小酌，語及東北事，相對噓欷者久之。」

「復低聲太息云：『吾今以速死為幸。萬一遜帝見召，峻拒為難。應命則不但使吾民族淪胥，即故君亦將死無葬身之地。』嗣是遂臥床不復能興。」盧冀野也說：「（朱彊）後來聽說溥儀的出關，他是不贊成的，罵鄭孝胥『置吾君於爐火之上』！他與散原同負文學重名，也同是比較明白大義的遺老。」

而相對於鄭孝胥，盧冀野在〈談黃天霸〉文中就說：「槿翁告訴我：『鄭孝胥在小孩子時代，常常披著長衫，右手捉住小襟，跳上方桌，揚揚的叫道：吾乃黃天霸是也！』他小時候就愛上黃天霸，無怪一生只是甘心做滿清奴才了。」而到「九一八」之後，他卻不再是易代之際依舊生活在過去時代的文化遺民，而是一個政治上墮落投靠日本人懷抱的反動政客和無恥文人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