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看「台灣病」

　英國經濟學人創造新名詞「台灣病」，是繼1977年發明「荷蘭病」後，再一次以國名命名的新名詞；在未來經濟發展史中，很可能與「護國神山」同時成為對比的經濟研究議題。暫且不去爭辯「台灣病」是否源於中央銀行匯率管制；但台灣長期以來新台幣匯率變化，及對電價、外勞及最低薪資等公共管制議題，一直是業者密切關切政府的議題，卻是不爭的事實。

　觀察台灣出口，電子零組件及電腦、電子產品這兩大產業的出口占比，多年來持續攀升；在出口競爭力指標方面，過去三年在26個中分類製造業中，除電子零組件、電腦電子產品這兩大產業在美、中、日市場的出口競爭力呈現上升，其餘各業皆呈持平或下滑。台灣製造業出口競爭力所呈現的兩極化趨勢，正對應著經濟學人提及製造業約70％就業機會的低科技企業部門，而低匯率對於這些產業幾乎是生存的必需品。

　內生經濟成長理論以技術研發創新作為經濟成長發展內生決策變數，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相當重視，包括2018年Paul Romer，2024年Daron Acemoglu，今（2025）年Philippe Aghion與Peter Howitt，已有三次獲選為得主，可見技術研發創新政策設計與落實，對經濟成長與發展的影響有多麼的關鍵。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的護國神山及全球市占率達9成的伺服器產業，對比於出口競爭力不振的製造業，是否就根源於後者相關產業在技術研發創新的投入不足？

　按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所提出「破壞式創新」的理論與實證：企業如果面對適度的市場競爭，對業者投入於創新有著正面的鼓勵作用；不過，如果面對過度的市場競爭，則會因為業者認為即便投入於創新也不容易成功；抑或面對過度保護的環境，則覺得沒有投入創新的必要，因此都缺乏意願投入於創新。按此邏輯，是否出口競爭力下滑的產業部門之業者們，除了因企業規模不如半導體及伺服器業者，加以長期受到匯率、及諸多公共管制議題等基本環境的保護，甚至有些還仰賴政府產創條例提供採購租稅誘因的保障（例如，採購智慧機械，可得到租稅優惠），是否政府過度保護了這些產業？

　本報在去年8月就曾在「要求對業者補助的涵蓋率，就可邁向包容成長？」的社論中提醒，如果單純以補助方式協助業者，並不足以引發業者的轉型投入，加以近年「在申請科技預算時，被要求必須將補助中小企業業者的涵蓋率，納為KPI」。這些科技創新政策機制的設計，將讓科技預算對提升中小企業整體產業競爭力助力無法發揮。

　近期明確發現：諸多推動產業數位轉型及採用AI的部會，被要求達成各業別的「涵蓋率」KPI，受限於每項科技計畫預算經費額度，執行團隊僅提供業者「診斷」服務，提供大量業者「點」到為止的協助，獲得數位AI轉型輔導的業者家數僅為個位數。也就是說，原想透過科技預算輔導業者進行AI轉型，但在「涵蓋率」KPI要求下，無法具體引導多數中小企業進行創新AI轉型的投入。

　經濟學人此次提出「台灣病」，描述台灣整體政策環境下產業發展當前呈現的現象。正面看，其實它提醒了台灣持續前進時，可能面臨的產業經濟風險；台灣各方應深入檢討該如何修正調整。若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論與實證結果，則應檢討是否可能政策環境對某些產業過度保護。按本文所觀察到當前的技術創新政策與機制設計，未能有效提升非科技產業的出口競爭力，則應全面檢討並重新設計正確機制，方能有效引導業者投入於技術創新及AI轉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