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迫勞動爭議與台在供應鏈的脆弱角色

　台灣產業界近日最受矚目的爭議事件，莫過巨大被國際輿論點名涉及移工強迫勞動案。此雖屬供應鏈上個別企業的挑戰，但核心問題不在單一家企業上，而是凸顯台灣在國際政治社會的結構性困境，更是全球供應鏈不對等造成的結果。雖朝野都重視對受損廠商的支持，背後龐大且盤根錯節的制度性問題更須正視。

　自1992年開放引進移工以來，台灣產業仰賴外籍勞動力的程度日益加深。然而，移工制度至今仍高度依賴仲介，導致「買工費」與高額債務成為常態。移工為取得赴台工作機會，往往在母國先借款、支付受訓或海外工作的旅費。以印尼為例，國營銀行12％的貸款利率已被視為優惠。普遍上，移工還未踏上台灣土地，便深陷債務枷鎖。

　台灣因國際政治地位的特殊性，無法像日韓一樣，與東協國家簽訂勞工合作協定，只能倚賴仲介體系，因此不僅缺乏制度談判的主動權，更被迫承受仲介壟斷帶來的高昂成本。移工來源國政府對此心知肚明，卻無意願改善。印尼政府將移工視為外匯第二大來源，但培訓成本、債務風險全數外包給移工與輸入國；菲律賓透過政府承擔訓練費用，讓移工以低負擔出國，失聯率也低。顯示問題非單純的「僱主壓榨」，也和來源國制度設計的不正義有關。

　在國際供應鏈的評估標準中，結構性問題被有意無意地忽視。歐美人權組織與跨國品牌聚焦於「零買工費」、「乾淨供應鏈」等要求，未正視台灣的特殊處境。國際品牌做為最大獲利者，卻一味將壓力轉嫁給代工廠，跨國買主掌控訂單價格與利潤分配，卻要求台廠承擔查核與補償責任。當代工毛利所剩無幾時，這些額外成本就成了沉重的打擊。

　強迫勞動的國際指標中，「抵債勞務」與「脆弱處境」為台灣業者最難跨越的門檻。移工債務源自來源國結構，卻被算在僱主頭上；語言隔閡與經濟弱勢，也讓大部分移工都能被歸為「脆弱處境」，這樣的判準，固然出於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執行上卻成了對代工廠的嚴苛標籤，實際案例屢見不鮮。

　值得注意的是，跨國品牌與國際輿論對台灣代工廠的要求，並非單純出於人權價值，而是基於供應鏈談判中的權力不對等。代工業長期深陷「低利潤、高風險、高成本」中，要承受跨國品牌壓價，又要背負移工來源國的制度成本，還要應付國際輿論與人權團體的指控。諷刺的是，歐美國家推動「零買工費」倡議時，台灣無法參與制定規則，卻必須照單全收。政府長期缺席於國際談判，使台灣只能成為規則的被動接受者。

　對等關稅進一步蠶食出口產業微薄利潤，面對此一個案的出現，更應思考從結構面著手，實質改善產業不利情勢。提出以下三點建議供做參考：

　第一，積極推動國際勞工合作協定。政府應透過多邊平台或與友好國家合作，突破困境，嘗試與移工來源國建立透明的合作機制。至少先從「出國前債務結構」入手，避免移工在母國就被不合理的高利貸壓垮，並透過制度保障台廠不再成為被動的最後買單者。

　第二，要求跨國品牌承諾，採購納入人權保障成本的產品。政府應與產業攜手制定規範，要求跨國買主提出「零買工費」或「乾淨供應鏈」時，須同步調整訂單價格，與代工廠共同對補償政策採具體承諾，保護代工業者免於低利潤下持續被壓榨。

　第三，建立透明直聘制度，削弱仲介壟斷。加速推動直聘管道，由來源國與政府建立透明公平雇用的框架規範，讓雇主與移工直接對接。移工來台的每一筆費用，都有制度性檢視與追蹤，減少仲介成為制度漏洞的最大得利者。

　台灣代工業在全球供應鏈上，能否擁有尊嚴與空間，與政府是否採取實際行動，在國際社會為業者訴求公平與正義有密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