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體系何以陷入了平庸之惡？

一位公務員之死，在國內引起熱烈討論，何佩珊請辭勞動部長獲准前，於立院詢答時表示，自己想找出是否官僚科層體制出了什麼問題才導致了此一悲劇的發生，像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提的「平庸的邪惡」，是否普遍存在官僚體制當中，而成為悲劇的來源。何前部長這一席話值得深思。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是猶太人，歷經二戰納粹的迫害流亡海外，戰後她發現當年執行納粹暴行的人，並非大奸大惡之徒，而是平凡的人，他們每天只會不經思考的執行上級的指示，這種不經思考，不傾聽良心，只服從體制者就可能就會落入「平庸之惡」。由此可知，一個社會、一個組織如果多數人都缺乏思考能力，不傾聽良心的聲音，只配合體制安排，那將是一大危機。

　何前部長這一席話寓意深遠，過去，我們的文官體系是很會思考的，1990年行政院要推六年國建計畫，由於六年國建預算高達8.2兆，當年文官直言財政負擔沉重，有多少錢做多少事，後來預算遂降為2.7兆。1996年秋天，時任總統李登輝巡視台塑六輕時，指示隔離水道寬度可研議由500公尺縮減為100公尺，當時的工業局長尹啟銘重申工業局的要求仍是500公尺，他常說：「對的就應該堅持到底，不能黑白不分。」那年代我們看到的文官總能以專業思考，勇於提出不同的看法，因此沒有犯下平庸之惡。

　再如，2000年政黨首次輪替之初，多數文官還是秉持專業，給執政當局建言，談到能源政策仍堅持核電的必要，談到美國對我們施壓仍會斥責美方的霸道，至於談到兩岸政策，更會示警要當局放寬視野，以免「時不我予」。彼時我們同樣看到文官的勇敢，明知建議可能不見容於當局，仍提出自己的看法。那時，一位國貿局長會認為貿易政策擔在他肩頭上，一位工業局長也會以國家產業發展為己任，他們不是部長，然而較之今天的部長更有視野與勇氣，這樣的文官體系自然也遠離了平庸之惡。

　遺憾的是，歷經多次政黨輪替之後，隨著部會首長逐年空降，恢宏的文官士氣日漸消沉，多數高階文官如今只會說一些不痛不癢的話，甚至說一些不專業的話，正所謂「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他們並非無知，只是缺少勇氣，試想身居高階文官而說不專業的話，豈不可笑？其下屬會怎麼想這位長官？文官體系還恢宏得起來嗎？自然不行，如此文官，面對政治任命的首長還能說真話嗎？自然不敢。久而久之，就可能陷入漢娜．鄂蘭所提的「平庸之惡」，不思考，不傾聽良心的聲音，只服從體制的指示，此一風氣看似平常，卻隱藏著極大的危機，小則官箴敗壞，霸凌成風，大則動搖國本。

　平庸之惡不只潛伏於政府部門，只要是一個組織，一群人聚集的地方都可能出現，只是發生在政府部門時，其影響更為深遠。試想，當國家大政方針都由一群不會思考、唯命是從的文官來執行，悲劇怎可能不發生？

　一位公務員之死，除了讓我們想到政府部門的霸凌問題，更該讓我們思及如今文官系統性的困境，然則文官系統性問題是如何形成的？很明顯，空降者、酬庸者愈來愈多，是根本原因。昔日學者，即使取得甲等特考，仍得在局、處、司多方歷練，得熬個八、九年才能當上部長，學識與專業兼而有之，由其主持部務，士氣恢宏，人才輩出，如此歷練出來的局、處首長對於政策多能侃侃而談，對於立委毫無懼色，對於媒體也欣然受訪，基層文官見其風采，有為者亦若是之心生矣。反觀今日，部會首長空降者居多，沒有歷練，何來專業，沒有專業如何洞察人才，又如何拔擢有能力的高階文官？此理甚明。試看今日署、局、處、司首長幾人識得？能論列政策得失者百無一人，長此以往，文官士氣如何不低落？光怪陸離之事如何不發生？

　我們認為，只去處理霸凌問題，那是頭痛醫頭，霸凌生於消沉的文官體制，而消沉的文官源於日趨失控的空降、酬庸文化，此風不改則文官體制不可能健全，文官體制不健全則平庸之惡難以消失，悲劇仍會繼續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