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高齡化、少子化下的財政隱憂

人口數量與結構自古至今都是許多問題的核心。1798年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論》，強調人口按幾何級數成長，高過糧食按算術級數成長，導致貧困、饑荒、犯罪與戰爭，引起社會恐慌與悲觀情緒。但隨著人類科技的進步，生育率得以控制，農業生產力的提升等，早已矯正此種憂慮。如今令人擔憂者，則是二戰後嬰兒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者邁入老年，人口紅利不再；而高齡化、少子化現象，則在快速發展遽變中。

■「生不如死」，台灣人口自2020年起出現負成長

　台灣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在1993年開始超過7％，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2018年老年人口超過14％，進一步邁入「高齡」社會；預估2025年老年人口突破20％，更升級為「超高齡」社會。至於每年出生人口，在1980年代以前，有多次超過40萬人；1990年代還有30萬人，但往後則快速下降，2023年只有13.5萬。故自2020年開始，台灣人口呈現減少的現象。

　老年人口增加、平均壽命延長、長照與健保需求提高等，形成台灣高齡化社會場景。普遍晚婚、生育率降低、受教育人口萎縮、學校被迫關閉，婦產科醫生減少等，造就少子化時代特有現象。這種人口結構及社會情勢發展，自然產生諸多隱憂，包括工作人口比重降低、勞動力供不應求、整體生產與所得相對萎縮、消費能力與有效需求不足、社會福利與保險要求提高、家庭角色式微、醫療育兒與養老支出成長，加上高房價與低薪等，對整體社會造成極大衝擊。

■社福支出比重持續提高 健全財務結構迫在眉睫

　高齡化、少子化下的人口變遷，也造成相關政府支出的膨脹與結構調整。由《財政統計年報》可知，在2011年以前，各級政府合計之社會福利支出（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醫療保險等），其占政府總支出的比率，大約在16％上下；2012年以後，則突破20％；這幾年已達24％。若包括退休撫卹支出約占6％～8％及教育支出約占16％～18％在內，三者合計約高達政府總支出的50％。由於社福支出比重持續提高，自然會排擠到經建、國防支出等項目，影響政府支出結構的合理安排。

　高齡化、少子化現象所致，人口結構改變，工作人口減少，必然影響包括年金（退休金）制度、健康保險制度等基金的提撥。為維護老年基本生活的保障，傳統上採取的「隨收隨付」年金制度，面臨極大挑戰，各國紛紛改弦易轍。

　縱使年金保險在財務上改採個人專戶制，若是財務面的提撥比率偏低，或是遇上通貨膨脹，依然會影響養老生活。該類制度運作產生入不敷出的財務壓力，亟需政府補助，也對政府造成潛藏性債務。

　高齡化也助長醫療照顧需求與支出的成長，除了來自投保者保費、使用者自付額外，政府基於職責上的負擔，也會對支出帶來膨脹壓力。如何強化醫療保健及長期照顧等制度的淨效益，健全財務結構，實在不容迴避。

　生育率低，少子女現象的存在，當然會衝擊到各級教育的受教人數與規模，影響未來人才供給，對產業發展與生產活動造成長遠影響。而參與生產的工作人口減少、勞動力不足、消費力降低、有效需求低落、經濟成長遲緩或衰退等，造成政府各項稅收（包括所得、稅消費稅及財產稅）之稅基縮小，極可能會降低政府稅收。政府若無法在開源、節流上妥謀對策，當會造成財政赤字、債留子孫，打擊財政永續與世代正義。

■台灣稅收占GDP比率僅13％ 須擴大稅基與調整稅率

　台灣稅收占GDP比率所呈現的租稅負擔率，近20年來只有13％左右；與國際相比，可算是非常低。若考慮各項社會保險負擔，即包括相當於OECD國家的社會安全捐在內，也只約占GDP的19％。政府在此種財政能力下，是否能夠長期支應高齡化下醫療、長照、養老等支出需求；以及在少子化下，為鼓勵生育、養育、教育等方面，提供相關津貼補助、減免稅及扣除額，就不得不令人擔憂。何況，這樣的財政負擔壓力，尤其會落在勞動者身上，並不公平合理。

　處此情況與發展趨勢，重振家庭角色與價值，的確令人期待；但在家庭結構小型化下，極可能回不去了！政府應該面對現實，全面展開財稅改革，擴大稅基、調整稅率、改善稅收結構、取消不合時宜租稅減免；同時控制社福支出膨脹、強化各項支出效率、提高人力素質與經濟活力、整頓公有財產與公營事業、加強公私協同合作、強化社區功能等，對症下藥提出具體改革方案。若是囿於政治人物短視及選票壓力，無法有效推動財稅創新與改革，高齡化、少子化與財政收支、債留子孫間的糾葛，將會陷入惡性循環的漩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