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亞洲資產管理中心 之法規基石

讓台灣成為亞洲的資產管理中心為賴總統的重要政見，並宣示將鬆綁法令，整合公私資源，提供多元的商品。這讓人回想早於20年前金管會上路之際，政府即已將「亞太資產管理中心」作為政策目標。近年台灣經濟發展成果豐碩，民間資金豐沛，政府如何透過政策加持，壯大資產管理服務功能，引導資金投入實質基礎建設並帶動永續發展，而非流入炒房或炒股，實已到了關鍵時刻。

　■新加坡發展資產管理業務有成

　要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涉及人才培育、租稅誘因、資金進出便利、簡化作業建立友善環境等多個面向，有賴政策規劃及公私界共同努力；然而打造適合發展的法規架構作為基石，提供彈性多元且完善的監理機制，始可能使資產管理業吸納人才並穩定發展，開創多元商品。

　新加坡發展資產管理業務之成效有目共睹，新加坡除租稅優惠外，基金發行有多元彈性架構可選擇，對於基金管理機構所需之資本市場服務執照，則依管理規模採分級管理且有豁免規定。相較之下，我國的基金法制，包含資產管理法規架構、基金發行架構、基金種類限制、基金投資限制、基金籌資彈性與收益分配等，均有彈性欠缺或不足之處，茲舉下列議題為例：

　■現行法規有欠缺彈性或不足之處

　‧基礎設施公募型基金欠缺法律依據：基礎設施公募型基金（另類投資）於國外發展已相當時日，日本現有五檔上市之基礎設施投資法人，均以投資太陽能電廠為主；新加坡的吉寶基礎設施信託（KIT），是新交所掛牌的大型多元基礎設施基金，投資之能源轉型，以及風電項目遍布全球。我國僅有私募股權基金，而缺乏發行基礎設施公募型基金之法規依據，目前立法院討論修法中之基金型REITs法案（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修正），是採基金型態而將基金投資標的擴大至不動產，但草案中「不動產」之定義及性質，顯難以含括綠能電廠型態之基礎設施。我國欲發展投資綠能電廠之公募型基金，尚有待修法突破。

　‧基金發行的型態受限：我國的投信基金型態只有契約型，沒有公司型。我國無成熟之SPV（特殊目的機構）制度用以持有資產。國外對於基金投資標的為不動產、公共建設或基礎設施等營運型態之資產，常透過SPV間接持有，以達管理及移轉之便利。新加坡2020年施行可變動資本公司法（VCC法），即是新增公司型基金架構，VCC退還或贖回資本時無須經過償付能力測試，分配股利具有彈性，得有獨立之子基金，目的在吸引PE Fund在新加坡註冊。

　‧資產管理法規分散未整合：國外因應金融服務發展已無明顯疆界而大幅翻修法規，集合投資計畫之法規多採整合立法方式。然而我國之證券、期貨、信託及不動產之集合投資分屬不同法律，相同性質之業務，卻各有用語及繁瑣的子法體系，遇有新的型態或新商品時，經常面臨適用法規定性或修法之困難。如將資產管理相關法規整合立法，有利於商品規劃彈性及多元發展，提升行政及法規作業效率。英國及日本的金融法規整合經驗可供我國借鏡。

　期待賴總統之亞洲資產管理中心並非口號，或僅關注高資產客戶之財富管理，而能透過法制之長遠擘劃，開創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