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能過剩說PK破壞性創新強風說

國貿理論中最重要的理論是比較利益說及赫克歇爾-奧林（Heckscher-Ohlin）模型（簡稱H-O模型）。比較利益說的代表例子之一是：沿海地區把漁獲及鹽賣給內陸，以交換內陸的木材及煤。因資源稟賦不同，故形成初級農、礦、牧等產品（以貨易貨）交易的可能。

　於1924年提出的H-O模型則可進一步地解釋，就生產活動而言，能出口的國家，其一定在某些產品生產上具效率及產能的優勢（that countries export what they can most efficiently and plentifully produce）。為此，美國玉米因具地理上生產的優勢，就能與中國大陸人工便宜的成衣製品形成完美的國際貿易，此時，任何人為的國際貿易障礙既不討喜、也不符合學理。

　然，技術進步已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最重要的經濟活動，而其對上述H-O模型也產生重大衝擊。

　在經濟學文獻上，技術進步大體可分為產品創新（product innovation）及製程創新（process innovation）這兩種類型。廠商在製程上的創新當然可以使生產效率提升，進而強化產能，故對照上述H-O模型來說，當能因生產成本的降低、良品率及質量上的提升，從而能強化其國際競爭力，若以此說對照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大體上可說得通。

　■創新促使市場重新洗牌，陸電動車即顯例

　至若產品創新，則如輝達（NVIDIA）的繪圖晶片（GPU）當屬之。此時，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的破壞性創新（Creative Destruction）當是更切合時代的重要理論，更能精準地解釋當今國際貿易上的競爭與衝突。

　因創新之故，廠商在市場上取得更優勢的地位，而能誘使消費者優先選購該產品，從而導致市場重新洗牌，故會出現上述「破壞性創新現象」；此時，若再加以相關生產鏈在製程創新上的加持，就益能鞏固優質而價廉殺手型產品市場，中國大陸電動車就是具體例證，它已捲起國際市場上的強風（gale）。

　值得注意的是，熊彼德於1942年早已預示此種情境的出現，而將其稱之為破壞性創新強風（gale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在此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因創新已是廠商常態化、系統性的行為（R&D routinization），故創新研究將會使產品不斷地推陳出新，為此，「破壞性創新強風」猶如一個個撲面而來的颱風般，會不斷地重新洗牌整個市場，故熊彼德以複數gales名之。

　■各國築關稅高牆抗中，恐事與願違反阻礙本國創新

　現今再以中國大陸電動車為例，當其挾帶著創新及生產成本優勢襲捲全球汽車市場，而呈「人欲靜而風不止」的現象時，應對之道之一是迎向挑戰，全力應對，即便合作與競爭併存都是可能的應對之策，現今歐洲一線車廠多持此一策略。當然，另一種策略是質疑貿易競爭對手為「產能過剩」，故應以高關稅阻卻其於國門外。如此一來，若是能以時間換取空間或不失為對策，然若事與願違，則將會失去整個新能源車世代。

　在科技進步快速發展下，不論在半導體、新能源車、智能手機等都在國際市場上激烈地競爭中。而在國貿理論的「市場」裡，在地緣政治運作下新蹦出的「產能過剩說」它是否能擋得住老牌的熊彼德「破壞性創新強風說」？在數年內應可知分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