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拚經濟不必成立經濟發展委員會

　行政院預計於8月邀產官學研等經濟界意見領袖成立「經濟發展委員會」，由院長卓榮泰主持，就薪資、所得分配、財政金融等政策進行討論，盤點重大政策面向，然後提出福國利民的政策，協助台灣經濟朝正面發展。

　卓院長上任以來積極回應工商界的建言，值得肯定，如今擬於國會改革覆議案結束後，成立「經濟發展委員會」的構想，也是為了拚經濟，這個執政的熱情，難能可貴。然而，新內閣的部會首長不少是來自業界、學界，他們自然比傳統文官更接地氣，了解政府施政的盲點，在內閣甫成立的情況下，要提出福國利民的政策，自應於內閣研議，何必成立產官學研的經濟發展委員會？依過去經驗，這樣疊床架屋的結果，到最後可能流於以會養會，無益於施政。

　猶記得2001年政黨首次輪替不久，於年初也由行政院邀產官學召開會議以拚經濟，這個會議名稱是「全國經濟發展會議」，和卓院長構想的會議名稱雷同，然而，當年的會議並未獲致預期中的成果，同年5月總統府又宣布設置「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起初大家以為要在總統府底下成立一個常設機構，深怕此委員會日後變成「太上經建會」，後來府方才說明這只是諮詢性質的會議，而非常設機構，這個會議浩浩蕩蕩開了三個月，最後在兩岸政策上做出了重大決定，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來取代行之多年的「戒急用忍」，隨後由經濟部組專案小組，放寬對大陸的投資限制，積極進行兩岸交流。

　2001年這兩個會都稱為經濟發展會議，後面這個會議多了諮詢二字，年初這個會議由行政院召開，沒有取得太多成果，後面這個會議由總統府發動，邀在野黨領袖與會，就當時難獲共識的兩岸議題做出了決議，這說明真要解決重大紛爭的議題，還得拉高到總統府的位階，昔日如此，今日亦然。

　回想2000～2001年政府一直籌備會議，一直開會，先是全國財政會議，繼之以全國知識經濟發展會議，再來又開全國經濟發展會議，接下去再開經濟發展諮詢會議，規模一個比一個大，內閣本來是要做事的，在這一期間卻淪為籌備開會的幕僚。當年台灣一直想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然而還沒成為營運中心，倒是成了亞太開會中心，一直開、一直開，從年頭開到年尾，開到筋疲力盡而後已。

　2016年蔡英文在總統就職演說時表示，人民對新政府所期待的只有四個字：「解決問題」。新政府在民意支持下，原本就應該放手去實現理想，解決前人不敢為之事，若每做一件事還要開個大會，徵詢各方看法，找產學界背書，這樣怎能解決問題？如此各部會就是一直開會，一直聽錄音做記錄，什麼共同意見、多數意見、少數意見，寫到天荒地老，最後會議紀錄真能成為政策者少之又少，大多進了檔案室而束之高閣了，如此耗費文官時間及公共資源，實在不值得。若閣揆處事明快，內閣、立院的運作機制足矣，何必繞一大圈，不停的開會？徒然浪費時間而已。

　我們不知道此次卓院長所謂的「經濟發展委員會」，究竟是行政院底下的一個常設機構，或者只是一個諮詢性質的談話會，每逢周末邀請意見領袖建言，以20年前的經驗研判，不太可能成立常設機構，如此豈不疊床架屋而成了「太上國發會」嗎？而若只是諮詢會議，分議題諮詢產學界代表，事實上，20年來政府不知已開過多少場類似的會議，得出的共同意見記錄、報告多到都可以堆滿一座圖書館了，何必再開會？難道業界迫切需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民眾企盼的是什麼生活？台灣面臨了什麼困境？內閣迄今還不清楚？真要再就細節徵詢，交由各部會即可。

　其實，經濟發展委員會所要討論的薪資、所得分配、以及財政金融等問題，20多年來早已是老生常談了，所開過的會也不計其數，相關對策更是汗牛充棟，所以仍不能解決的原因不在於缺少對策，而在於缺少勇氣，瞻前顧後，如此再開百場經濟發展會議亦復無用。與其成立經濟發展委員會，不如有空多向新任閣員諮諏善道，真正能解決問題的關鍵不是成立多少委員會，開多少會，而是相信與尊重內閣閣員，只要內閣有行動力，自然能提出福國利民的政策，也必能協助台灣經濟往正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