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需要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第77屆世界衛生大會（WHA）刻在瑞士日內瓦舉行，台灣入會案再度受挫。為何台灣有自豪的全民健保與防疫體系，還要年年苦敲世界衛生組織（WHO）這個被許多專家批評為「世界級官僚體系」的大門？這正是20幾年前美國在華醫藥促進局（ABMAC）專家們訪台時的提問。

ABMAC曾在2000年來台訪問，討論的議題是「台灣的衛生醫療體系是否已經夠成熟，而不再需要美國的協助？」最後的結論當然是肯定的，所以這個從抗戰時期（1937）成立以來一直在「中華民國」並隨著國民政府來台，協助我們訓練許多醫藥衛生專家的民間組織在2003年停止運作。

從歷史觀之，當時已推動全民健保多年的台灣，的確不再是「開發中國家」，不論從經濟發展或醫藥衛生體系運作的角度，都可以很大聲地說「我們已跨過已開發國家的門檻」。雖然，接下來的20年，由於台商西進與中國大陸的崛起，讓我們在經濟上，要到2020年之後才真正跨過「中度所得陷阱」，正式進入高所得國家。但是在公共衛生領域，尤其是防疫體系，經過2003年SARS的洗禮之後，得以浴火重生。

當時的總統陳水扁接受了美國代表團團長的建議，由衛生署修改疾病管制局組織條例，首度用市場價格，而不是公務人員薪資聘用了20幾名「防疫醫師」。這批生力軍，在2020年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成功地將COVID-19攔截在境外，擦亮台灣防疫世界第一的招牌，同時讓台灣以半導體為首的供應鏈可以維持正常運作，並在疫情期間的2021年以逾6％的經濟成長率傲視全球。

我們認為，參加WHO對台灣有非常重要的「形式上」意義，因為長期被排除在國際組織之外，國人很希望被納入國際社會；而且從世界公民的角度出發，我們縱使無所求於別人，幾十年來隔絕於國際社會之下所發展出的獨特體系，不論成功或失敗，應該足以提供許多開發中國家借鏡。但是比起每年5月去WHA參加一個儀式重於實質的會議，更重要的是，我們更需要思考我國的醫藥衛生體系有何不足？應該向誰學習？

1988年，當政府成立全民健保規劃小組，這個團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跟全球主要的國家取經，所以後來國際上形容我國的全民健保是「以來自全球零件而自行設計的拼裝車，雖然剛上路時不被看好，在短短的不到十年之內，就證明省油耐用而輕快」。難怪美國知名經濟學者倫哈德教授（Uwe E. Reinhardt 1937～2017）2008年來台訪問時看到我們的健保IC卡，寫下《到台灣感到謙卑》（Humble in Taiwan）並發表於英國醫學會雜誌。

但是，在全民健保（1995年開辦）進入30年的今天，政府長年來沉醉在9成的民眾滿意度以及全民健保世界第一的光環之下，近十幾年來，已經沒有系統性地在研究觀察西方國家這些年來發展出什麼樣的體系，有那些觀念和技術值得我們學習？

舉個例來說，我國健保制度過去20多年來完全仰賴「總額預算」制度來達到財務平衡。這個制度來自於德國，殊不知，德國由於其運作上的副作用太大，從1993年試辦之後，兩、三年之後就終止了把財務責任完全轉嫁給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做法，在2003年聯邦社會法庭的判決之後，更廢止了這套制度。在此同時，德國朝更細緻、更符合人性、更符合病人需求，而醫療體系也有充足經費可以運作的方式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因應護理人員薪水永遠跟不上時代對這個專業的需求，而需特別立法保障。今天台灣所有的醫院都因為缺少護理人員而關病房，而急診室永遠擠滿了等床的病人，是否該再次向德國取經？而不是自以為是，閉門造車，永遠用選票作為施政的最高指導原則。

在全球衛生部長再度齊聚日內瓦之際，我們除了希望有一天台灣的衛福部長可以名正言順地走進那個殿堂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如何重新向歐美以及亞洲鄰近的國家學習，才能讓民眾擁有享有質優而且可負擔的醫療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