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大廠成歐洲極端政治的受害者─台積電能倖免嗎？

　2024年，對於歐洲政治的發展，是一個關鍵大年。右派政黨反對非法移民，進而波及擁有眾多技術移民的荷蘭半導體設備大廠艾司摩爾（ASML）；而左派政黨和社會人士反對環境污染，水電消耗都很大的特斯拉（Tesla）德國廠，因此成為「嫌惡設施」。跨國企業集團已經成為歐洲政治極端化的最大受害者，即將在德國德勒斯登設廠的台積電能倖免嗎？

　有鑑於英國脫歐的磨人過程，以及事後造成的政治動盪和經濟不振，歐洲的極右派政治人物現已不再熱衷「脫歐」或「不用歐元」，或是終極「反體制」的極端政治主張。取而代之的，反而是在歐盟體制內，提出「符合自己政治理念的政策」，以達成目標。

　歐洲左派和右派政府／政黨，最大的分野在於：是否同意與宗教相關的墮胎、同性婚姻合法化，與個人宗教信仰相關的議題；而如何處理非法移民的跨國議題，則是向上影響到國家預算資源的分配，以及其與歐盟當局間的資源分享和政治互動關係。

　由於歐洲最近兩年的經濟不好，民生困苦，不利於執政黨。少數的例外是極右翼的匈牙利總理奧班，因為政治上和地理位置鄰近俄羅斯，國內能源價格並沒有因為俄烏戰爭衝擊到民眾的生活，前年得以順利連任。奧班也是最後一個同意瑞典加入北約的成員國領導人，他在美國兩黨總統黨內初選結束後，造訪佛羅里達州，公開支持川普重返白宮，被拜登總統批評為「尋求獨裁」，誠屬當前世界政壇的異數。在義大利，前年贏得大選而掌權的右翼總理梅洛尼，早就因為從北非偷渡到義大利的非法移民眾多，而表達不願意再接納的政治立場。法國的極右派領袖雷朋，甚至前往義大利登島，與當地居民共同反對非法移民偷渡到義法兩國。

　在荷蘭，儘管現任首相呂特領導的內閣已制定「貝多芬計畫」防止ASML出走，並在本周訪中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改善雙方經濟關係，但事實上，擔任首相超過13年的呂特去年7月已宣布，待新政府成立後就將退出政壇。換言之，立場偏左的他，現在領導的只是看守內閣，施政能否延續仍在未定之天。

　去年11月荷蘭大選，在極右派的「荷蘭川普」懷爾德斯帶領下，其所屬自由黨取得國會超過四分之一席次，從而擁有組閣權。儘管懷爾德斯日前已宣布放棄爭取首相職務，但被視為以退為進，荷蘭新政府仍將充滿右翼色彩。不過，根據歷史經驗，荷蘭政黨組建聯合政府的過程曠日廢時，2021年那次花了十個月才定案，這種政治折騰，無疑增添國際級企業如ASML的經營變數。

　歐洲的移民問題相當複雜，一般社會大眾對於非法移民的刻板印象，主要是認為「移民是米蟲，不工作，所以不用繳稅，還可以享受免費的社會福利」。正因為對於移民和非法勞工的政治和社會偏見，歐洲主流白人忽略了跨國企業集團裡的「技術移民」，像是極紫外光（EUV）微影設備製造商ASML ，就聘用了大批的外籍技術工程師，如今就算是脫歐後的英國公民，也可能因為「國籍」問題，而成為未來荷蘭極右派政府執政後，無辜的「潛在」犧牲者。

　尤有甚者，荷蘭政府自2018年美中貿易戰以來，每每受到來自不分黨派的美國總統施壓，要求配合管制ASML出口曝光機（大陸稱光刻機）到中國大陸。就算該公司不斷疾呼，一旦中國自行研發並製造出高階的曝光機，最後恐造成ASML失去整個大陸市場，但荷蘭政府仍唯美國馬首是瞻。在這種情況下，如果ASML外籍技術工程師和家人的日常生活又因為政治氛圍丕變，受到「制度上和系統性的歧見」，那麼技術移民與工程師的子女就學環境和居住環境，就必須承受原本可以迴避的風險，長期而言，勢必影響到公司的研發和營運。也無怪乎ASML當局會高喊，一旦外來人才政策生變，就考慮將部分業務移出荷蘭。

　與荷蘭情況不同的，則是德國的特斯拉超級工廠，面對來自重視環保生態人士、付諸實際行動的抗議。特斯拉德國工廠所面臨「非經濟因素」的衝擊，是基礎設施供電網的被破壞，而且由於當地居民擔心超級工廠會污染水資源環境，正不斷和環保團體接力進行示威抗議。特斯拉面對德國聯合政府，特別是綠黨的「綠色新政」，正陷入「政治不正確」的危機。而馬斯克在媒體面前，說他「愛柏林」的自我表白，更顯得尷尬與無奈。

　看看ASML、特斯拉在歐洲的處境，台積電德國廠除了要克服「土地-水-電-人才-人力」等難題，前進德國的台積電工程師，難保不會面臨ASML外籍工程師遭遇的技術移工問題，以及特斯拉的環保生態問題。凡此均是歐洲現階段不容忽視，卻也無力解決的重大政經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