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驗 曝制度改革困境

　今天日本的復甦希望，不只是擺脫惡性通縮，而是長期政策扭曲、顧此失彼所遺留的結構制度改革！中華經濟研究院日本中心總顧問蘇顯揚指出，「失落30年」期間日本政府不是沒做事，2012年「安倍經濟學」的目標也是打破通縮，督促企業加薪，透過日圓貶值加上股價上揚等成長戰略，迄今十多年來，都因財政、勞動、社會等「影響『眾』大」的結構制度改革，會波及到很多人乃至政權穩定，加上長期不景氣，所以很多層面都不敢動。

　以日本調整消費稅為例，日本消費稅為全球最低，為能透過稅收強化財政體質，多任日本首相都在此動手，然而，從5％、8％到現在的10％，整整歷經了12年的時間。

　關於升息的討論，還涉及日本政府1,300兆元的負債、占GDP比重達268％，為已開發國家財政赤字最大，而零利率政策不僅是寬鬆貨幣，更代表日本政府不需支付利息，一旦日銀利率政策轉向，日本政府財政負擔就要進一步加大。蘇顯揚認為，日銀近兩任總裁一直維持同樣的貨幣政策，是因為「沒有條件」調整利率。

　安倍晉三第二度擔任首相時，蘇顯揚曾分析，安倍三支箭政策之一，利用金融擴張政策使日圓貶值，有利於出口企業，出口企業的利益成長「也能支撐日本經濟」；另外，由於股市活絡，也促進了股票投資家的消費，最後庶民的生產以及勞動市場方面「也可獲得改善」。然而，今天日本出口企業獲利帶來股價上漲，是外資帶動、外資也獲利了，日本庶民對日股沒興奮感、對日本經濟也無感，更嚴重的是，社會經濟結構陷入分配不均的深淵。蘇顯揚說，「成也日本，敗也日本」，日本經驗最能讓讓世人理解到，制度改革有多麼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