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雙語國家政策的負面影響

時序邁入2024年，在2023年的尾聲，國內掀起108課綱文言文無《廉恥》的戰火。而在白話文與文言文之爭的另一端，則是雙語國家政策的辯論，不僅被全教總列為去年教育新聞之首，還遭批政策嚴重影響正常教學與學校教育的發展。隨著新的一年到來，2030雙語國家政策，也將進入倒數七年的時刻，階段性的檢討誠屬必要。

首先，雙語國家政策立意良善，但要在2030年達標，眼高心大，難成大事。從時任行政院長賴清德於2018年底提出，到2024年伊始已滿五年，還剩七年就必須達標。以台灣社會現況而言，12年的時間顯然無法讓「雙語國家」一次到位。當局實有必要針對過去五年在各級校園的執行成效進行通盤檢視。

其次，在進入到大學校園之前，「家庭環境」和「貧富懸殊」，是關係成敗的「非教育」關鍵因素；「合格教師」和「城鄉差距」，則是關係成敗的「教育」關鍵因素。從提出到達標的12年間，國小一年級的小朋友將成長為大學一年級的新生，國中一年級的同學可能大學畢業、剛進入就業市場，高中一年級的同學則已經長大成人，甚至成家立業。然而，雙語國家政策執行五年迄今，公私立中小學和高中同學、家長、以及學校和老師，要共同面對三種困境：其一，流浪教師居無定所，學用失調嚴重；其二，合格教師人力不足，薪資差距很大；其三，貴族私校吸走優質師資。

最後，政府、家長、學校乃至於整個社會，有以下的迷思：歐美人士的母語都是英語；有英語系國家學位、或擁有英文系所碩博士學位的外國或本國人，就可以全英語教學；都會地區的各縣市學子，接受的是「均質化」全英語教學品質。由於台灣的西部和東部、北部和南部、都會城市和地方鄉鎮（包括直轄市也有眾多的偏遠行政區），乃至於原住民族同胞居住的偏鄉（還有單親家庭和隔代教養的問題），政府的政策，難以克服「將本求利」現實與理想衝突的問題：人口集中的地方學校多，全英語教學的師生素質相對較好，但老師人數多，薪資不一定高。就算是在六都，也有不少有教學特色的偏鄉學校，即使有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補助，仍無法吸引有能力全英語教學的老師，前往定居工作。

雙語國家政策，是一個反映社會現實的「雙重弱勢」政策。一方面，家戶所得高、父母學歷好的學生家庭，願意為了教育投入更多支出，從有外國老師的雙語幼兒園開始，到國中小學的學科、甚至「素養培育」的補習班，所費不貲。或許也因此，子女進入更好的大學院校，正是體現出教育投資的「成效」。另一方面，家庭環境不佳的學子，如果因為父母無法挹注教育投資，「輸在起跑點上」，就讀公立國高中小學，最後進入的則是，學費比公立大學高出一倍的私立大學。就算從2024年2月的新學期開始，政府將提供私立大學的學費補助，也不能改變雙語國家的補助，造成「強者愈強，大者恆大」的事實。

「全英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的課程，是政府每年檢視成效的標的。正是因為基於EMI成效檢驗，優先撥款給績優的頂尖大學，特別是理工醫學院和管理／商學院，擁有國際競爭力的所謂「雙語的標竿學校／學院」，對於一般大學和青年學子而言，可望而不可及。也因此，像是「E平方」英語閱讀力工作坊、採認學生修習全英語「線上模組課程」的學分、認證英語修課畢業學分和學位、提高全英語授課課程的比例、乃至於「教師增能工作坊」，都成為爭取「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補助的必需。強化學生的英語力，做為教育部評鑑的重要標準，在一定程度上，與更早於2016年新南向國家學生來台就學的相關系所，採取博碩士班優先，大學部課程隨之在後，兩者雖然可以進行密切的學術連結，卻仍很難擺脫「家庭-學校」有別，以及「精英主義」掛帥的結果。

2030雙語國家政策，不應該、也不可以成為社經弱勢家庭子女無法承受的制度障礙。重新檢討政策目標和施行成效在社會層面上的負面影響，並提出考慮公私學校、城鄉差距、量身打造的計畫措施組合，甚至與新南向政策的高等教育發展併軌，推遲達標的政策時程，才是可長可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