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峰會凸顯的三個意涵

　本月上旬在北京舉行的中歐峰會，雖然沒有達成具體的政策成果，卻有三個值得正視的課題：大國外交的中俄同步、歐盟團隊的換屆效應，以及中歐投資的互蒙其利。

　首先，在「大國外交的中俄同步」方面，在北京舉行的兩天中歐峰會前後，俄羅斯總統普丁出訪中東，讓外界看到俄羅斯在對烏克蘭軍事行動的「重振雄風」，此一發展對歐盟的影響重大。普丁出訪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沙烏地阿拉伯，再返回莫斯科，接見伊朗總統萊西，在國際地緣政治上，有兩個層面的意義。其一，這三個國家是今年金磚「5+6擴容」，在中國大陸大力支持下，新加入的中東能源大國，而普丁也隨即在莫斯科時間12月9日宣布，2024年3月舉行總統大選，以延續總統大位。其二，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連袂到訪北京，中歐峰會的議題並不只是聚焦於經貿議題，新能源車和產業補貼事小，已被凍結三年整、能否重新推進的「中歐投資協定」事大。不過，歐盟領導人在北京強調，維護台海安全和穩定南海局勢的政治立場，並無助於提高歐盟在國際政治舞台的配角地位，也無法改變美中兩強在政經軍事上，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既定格局。

　其次，在「歐盟團隊的換屆效應」方面，寄希望於下一屆的歐盟團隊，將是中國大陸操之在我的政治抉擇。2024年的歐洲，從6月的歐洲議會選舉開始，到年底之前，不但有歐盟當局的五年換屆，還涉及到俄烏戰爭這兩年來，領導歐盟國家支援烏克蘭的北約（NATO），其秘書長一職將在明年10月換人，屆時會否如預期由曾經當過德國國防部長的馮德萊恩接任，以貫徹美國的在歐洲的戰略意志，也有待觀察。

　五年前的歐洲，尚未遭遇2020年到2022年新冠防疫情的侵襲，也不知道在2022年2月爆發的俄烏戰爭會對歐洲各國帶來巨大衝擊，包括嚴重的能源通膨和民生困頓、來自美國持續軍事援助的政治壓力，以及戰爭難民進入經濟下行的各國國境之內等挑戰。各國政府無法顧及人民生計的結果，就是政黨輪替，尤其是反移民、甚至反歐盟的極右政黨，已在義大利和荷蘭取得政權，也在德國成為民調支持度第二高的政黨。因此，北京伸出友誼的手，靜觀2024年歐盟的政治變局，當是中歐峰會「不一定要達成」重大政策共識的原因之一。

　最後，在「中歐投資的互蒙其利」方面，在美中貿易戰之後，2020年底中歐簽署投資協定，但迄今命途多舛，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國際環境因為大國博弈而快速演變成為美國主導「反中抗中」的集體對抗氛圍。不過在歷經今年的金磚峰會和一帶一路十周年峰會，面對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步入運作成熟的豐收期，英國成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會員國家，而印太經濟架構（IPEF）在2024年11月美國大選塵埃落定之前，也很難有實質的重大進展，歐洲各國顯然也要重新思考現行「政治凌駕經濟」的對中關係。

　目前同樣受經濟不景氣衝擊的中國大陸和歐洲各國，「經貿競爭，合則兩利」，應當是雙方最大的共識。就算做不到「政經分離」，雙方不是彼此「國際安全戰略對手」，也可以成為重要的政治共識。「公平貿易、產業補貼、關稅減免」，向來是國際經貿常見的爭端型態，重點在於建立解決爭議與平等對話的機制，才是未來互蒙其利的基礎。而疫後重新舉行的中歐峰會，雖然表面上仍舊是各說各話，但總算是一個新的起點。

　在俄烏戰爭與以哈衝突需要第三方調停的當下，歐盟需要和平的經濟復甦環境、需要中國大陸的市場，也需要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北京當局發揮地緣政治的影響力以調和鼎鼐。東亞和歐洲大陸的距離，已經因為一帶一路的發展，使得陸運交通急起直追，更開拓出對於中歐雙方都有利的中亞和中東等具有高度潛力的藍海市場。如今的大國峰會，不口出惡言，見面三分情，也將成為新的一年裡，值得期待的世界經貿發展新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