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教育的成敗 攸關國家競爭力得失

　日本學者藤原正彥十年前寫了一本書，名為《國家的品格》，藤原君曾於英、美知名大學教過書，按理說作風會洋派些才是，但他卻認為學好本國語文最為重要，要在國際間通行無阻、要讓論述的內容豐富，就得打好國文底子，內涵才是一切，內涵比英文更重要，他甚至說：「從小學就開始教英文，是毀滅日本最有效的方法。」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也說，他一生奉為圭臬的一句話是：「你要常讀古書，讀古人的原著；今人論述他們的話，沒有多大意義。」他更說：「沒有別的事情能比讀古人的名著更能給我們精神上的快樂。」即使早年曾說過「死文言不能產出活文學」的胡適，也在民國44年寫了一篇文章推崇范仲淹的靈鳥賦，他說：「范仲淹『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比亨利柏得烈的『不自由，毋寧死』要早740年，這也可以特別記出，作為中國爭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話。」胡適這一席話總算還了古文公道。

　自古以來，人們就喜歡以二元分法，說昔日是老路，今天要走新路，又說昔日是死文言，今天是活文學，這些全是偏見，文學只有好壞之別，沒有今古之分，再者，古文能留傳下來的，哪一篇不是千錘百鍊的好文章？硬要把古文貶得這麼低，如今還要把古文泛政治化，意欲去之而後快，套用藤原正彥的話，這是毀滅台灣最有效的方法。在如今這樣的國文教育下，日後孩子長大，語言還會有什麼內涵？語言反映的是思想，思想缺乏內涵，國家競爭力由何而來？

　近日北一女國文老師區桂芝對108課綱刪掉經典古文提出嚴厲批判，其勇氣與見識令人佩服，如果我們相信藤原正彥、叔本華的看法，這個課綱非改不可，非僅要改課綱，提高古文的篇數，也要改變國文教學、考試的方式，讓學子們真正自古文學得其中的思想，如此非僅能提升文化內涵，也有助於獨立思考，非僅有利於個人，台灣社會也將同蒙其利，年輕人有了獨立思考能力，日後長大在各領域發展才不致於人云亦云，隨波逐流，也才有自已的見地。

　民國初年以來，文人常把國勢衰疲怪罪於古文，然而，這干古文何事？五千年來古文不論在政治、軍事、哲學、詩歌、經濟、倫理、醫學上皆取得重大成就，把清末的衰敗，一股腦兒地歸咎於古文，合邏輯嗎？古文不只是吟風弄月，也有了不起的經濟思想，讀過《貨殖列傳》的人一定會驚訝於司馬遷對市場的認識，他早已看出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說的那一隻看不見的手，對於價格引導供需司馬遷如此描述：「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比亞當斯密早了1,800年，非常了不起。

　讀過《明夷待訪錄》的人更會嘆服黃宗羲居然能把20世紀才被經濟學家提出來的外部性（externality）講得如此透徹，他在《原君》一篇寫道：「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相較於英國經濟學家皮古（A.C.Pigou）1946年提出外部性，黃宗羲早了270年。

　再舉一例，今天每逢不景氣，政府就會擴大內需來振興經濟，此法何人所創？自然是上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凱因斯，然而《夢溪筆談》記載范仲淹在杭州經濟蕭條之際，早已透過改建官舍、糧倉、並請佛寺大興土木創造數萬人就業，並帶領百姓在西湖競渡，刺激消費，而繁榮了杭州，范仲淹稱此法是「發有餘之財」，也就是擴大內需，比起凱因斯也早了880年。

　中國古文浩翰，多閱讀不僅可以提升語言的美，也有助於思想的陶冶，若想要提升台灣未來的經濟競爭力，非改革各級學校的國文教育不可，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面對這一座無盡藏的文學寶庫，若我們還處處以政治自我牽絆，把中華文化的主導權拱手讓人，這實在是天下最愚蠢的政府。但願幾位總統參選人正視且認真思考此一問題，於明年執政後提出具體的改革方案。我們最後想說的是，文學雖不像科技業可以立即創造GDP，但長期而言，卻是競爭力的基礎，其所培養的人文素養，更將影響國家的品格，左右台灣的前途，這不只是教育問題，更是國家前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