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民眾對人均所得提升有感？

　台灣人均GDP去年以32,811美元，超越南韓的32,237美元。但在出口連12黑、今年經濟成長率不保2、兩岸關係緊張、大選導致國內政治紛擾的現況下，一般民眾卻反應冷淡。若細究結構性因素，產業發展兩極化、社會M型化、薪水M型化，是三大癥結，政府必須正視並提出解方，才能激勵民眾「有感」。

　首先，就產業發展兩極化而言，近年來，高科技產業（包括半導體、電子資訊業、雲端、資安等產業）表現一枝獨秀，相關類股表現也相當優異，企業主和員工都荷包滿滿。反之，傳統產業如石化、機械、紡織等，還有跨境的觀光服務及內需的餐飲業等，表現不盡理想。尤其是中小企業資源少，受COVID-19的肆虐，更面臨紓困、營收短少的困境，相關的員工也面臨減薪、被裁員的壓力。因此，感受不到人均所得超過3萬美元的好處。其次，在M型社會下，用平均數的計算會失真，雖然人均所得逼近3.3萬美元，折合新台幣百萬元，但根據主計總處的調查，2021年民眾中位數所得只有50.6萬元，落差不小。

　再就社會M型化來說，貧者越貧、富者越富：新冠疫情之後，各國為了挽救經濟危機，紛紛採取貨幣寬鬆政策，這些寬鬆的貨幣多數流入股市、房地產、原物料市場。房市的飆漲，讓中低收入戶買屋的壓力更大，租金也隨之上漲，租屋的壓力也大增。而股市的上漲，對有資金的高所得者相對有利，中低收入者的剝奪感也更大。此外，根據最近金融研訓院的調查發現，台灣有3成的家庭財務脆弱，甚至有3成的家庭沒有任何儲蓄，也凸顯了台灣M型社會的嚴重性。

　其三，就是公司薪水M型化。由於不當的教育改革政策，讓台灣超過9成的高中生都投入專上教育，且畢業以後多數從事服務業，但因台灣內需市場不大，主管機關又以規範管制的心態為主，致使服務業升級緩慢，自然無法提供高薪給專上畢業生，多數服務業的薪水低於整體產業的平均值，自然不易享受景氣回升的好處。

　既然發現問題，就要解決問題。究竟有何政策配套可以讓民眾對人均所得3萬美元有感呢？

　首先，應解決產業發展兩極化的問題：台灣的優勢在高科技，因此如何讓高科技可以擴散到傳統產業，加值這些產業的利潤率，才有為員工加薪的本錢。同時，政府應該將較多的科技資源用於擴散高科技至傳統領域之上。另外，善用台灣在半導體產業上的優勢地位，吸引國外的設備、材料廠到台灣，完善台灣在高科技產業上的供應鏈，最終的目標則希望提高本土化的比率，帶動台灣的機械設備、化學材料的產業升級。

　其次，加速服務業的鬆綁產業化：台灣目前因應熱錢投入房市、股市的泡沫，主要採取圍堵的措施，加上臺商大舉匯回海外資金，更加深問題的嚴重性。因此，應該採取疏導的方式，將資金導入創投基金，投資新創企業，但政府必須強化配套的公司或個人投資創投基金獎勵機制或租稅誘因。另一方面，責成服務業主管部會的鬆綁產業化，將過剩資金導入資產管理、長期照護、都市更新、雙語教育、國際醫療等領域。使上述領域的投資金額擴大精進商業模式進而創造更多高薪的就業機會，使其從業人員有感。

　再者，透過跨部會的政策協調，壓抑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房地產價格的飆漲，一般民眾、年輕人的被剝奪感更形嚴重，薪水的增幅趕不上房價的上漲，自然對經濟成長無感。除了央行的打房措施之外，跨部會也要通力配合，同時各縣市政府拍賣土地數量應有適度的規劃、管制，才能遏止房地產的進一步飆漲。

　至於在解決低薪對策上，設計誘因促使經營不善的大學加速退場，因為台灣每年有10到15萬名的高中畢業生，90％以上都進入專上教育就讀，多數人畢業後卻從事相對低薪的服務業，以至於製造業高薪找不到員工。因此，配合誘因，鼓勵更多青年人投入製造領域，才能真正解決低薪的問題。

　此外，調整稅制或提供福利政策也有利於降低所得分配的惡化。參考國外對中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所需的工資，並透過福利政策補貼中低收入者，使其有機會自立自主，可以降低其經濟成長無感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