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下的○○○是誰，真的不重要嗎？

　從民國77年林洋港在司法院長任內倡議推動司法改革，迄今至少歷經35年，司法改革最為人稱道的應該就是審檢分離、司法獨立、檢察官因諸多權利收歸法院走下神台（但營業秘密法又反其道而行）。近來司法院力推國民法官，國民有擔任國民法官的權利及義務，其成效如何尚待觀察。

平心而論，司法獨立下的法院判決品質確實有提升，但是大部分裁判書至今用語仍有過於艱澀、難懂的問題，民眾、當事人乃至專業法律人士無法順利理解，司法令人難以親近更別說產生信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因此決議司法院應成立「裁判書簡化暨通俗化推動委員會」，推動裁判書通俗化、「去艱深化」。該委會成立至今已有六年，還出版「裁判書類簡化及通俗化推動要覽」。

但弔詭的是，司法院公布各級法院裁判的作法，過度解讀個人資料保護法，非常粗糙地將參與司法程序的人員去識別化，導致國民無從讀懂裁判、判斷其是非曲直，甚至阻礙法學的進步！以下舉幾個例子說明：

例一：「以上參見○○○教授著「侵權行為法」第一冊，2008年3月版，第97至第100頁。○○○教授係研究侵權行為法之權威教授，其上揭侵權行為要件結構論述為實務及學界所遵循。」法界人士都知道○○○教授其實就是司法院優遇大法官王澤鑑教授，去其名，有何必要？甚至不尊重王教授的著作人格權。再說法院引用權威學者的見解，是全世界常見的作法，有助於學界與實務界溝通交流，也是法學者研究具有社會影響力的重要指標，不僅不應該去識別化，更應該顯名。

例二：「證人○○○之證詞明顯與證人○○○不同，其鑑定方式亦是以品質、質量、外觀及材質等項目，作為說明，全無鑑定之專業。」（智慧財產法院108年度刑智上易字第83號）然而民事案件的證人身分有何去識別化的必要？證人為何可以不用為他被法院引為判決依據的個人證詞具名負責？全無鑑定專業的○○○到底是哪位？難道不該公布其姓名提醒外界盡量避開？

反之，例三：「○○○與○○○兩人先後當庭鑑定，卻恰巧呈現出針鋒相對的鑑定結果：○○○認為系爭皮包均為偽品，○○○卻認為系爭皮包都是真品。」（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民商訴字第49號）本案二位鑑定人都是法院認為有鑑定專業的人士，為何要去識別化？法院最後只採取其中一位的鑑定結果，該鑑定人的專業既然更獲得法院肯定，後續類似案件應該可以繼續沿用，既可加速案件爭端解決，又可建立識別二手品牌商品真偽的專業，去識別化是為哪一端？老百姓看○○○對陣○○○，不就是看張飛打岳飛的無厘頭？一頭霧水之餘，還怎麼相信司法？

國外常見的「法庭之友」制度值得引進我國，智慧財產法院102年民商上字第8號民事判決明顯有意如此做，但是就因為去識別化無功而返。本案請雙方當事人各請一位專家學者出具意見書、再邀請該二位專家同時到庭說明，並在事後判決中詳細審議其意見，說明其可採取或不可採取的理由。本案原本用意良好，可以成為司法裁判的新典範。可是一般讀者及法界人士均不知道原告請的○○○是誰，也不知道被告請的○○○是誰，無從檢驗他們之間是否有利益衝突、誰的見解是否與其之前立場不一致。不管哪位專家，一旦可以躲在○○○之後，就都不用擔心自己的專業意見受公評。無知之下，社會怎能要求其負起言責？「法庭之友」制度又如何建立？

如果沒有人或只有極少數人要費盡精力才能看得懂判決，社會如何監督法院的判決？保護個人隱私的要求不應被無限上綱到此地步，司法院忘了公部門資訊公開的義務以及其會產生的正面外部效應？讓老百姓比較容易看懂判決的方法很多（例如揭露其姓，在同姓時再揭露其字部分），司法院為何不採？

其實上述問題由來已久，司法院早已知悉卻不知改進！司法改革在只會要求下級法院改革、人民配合的司法院領導下，豈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