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OVID-19疫情、中美貿易戰、俄烏戰事的衝擊下,台灣的經濟不僅沒有下滑,反而逆勢成長,並在人均所得上一舉升破33,000美元。在短短的三年間,人均所得由28,000美元上升至33,000美元,令人驚訝。背後的原因為何?除了中央銀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及財經部會的努力,擴大廠商投資、台商回流之外,究竟我們的產業、廠商做了什麼努力,使台灣經濟得以脫穎而出?然而如今在美元急遽升值、台幣快速貶值,以及主力出口的半導體產業面臨地緣政治及景氣下滑的雙重打擊之下,台灣要如何維持經濟動能,更值得政府正視。
前經建會(現已改名為國發會)主委陳添枝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越過中度所得陷阱的台灣經濟》,即點出了背後的關鍵原因。書中指出,台灣越過中度所得陷阱及近幾年來經濟成長、人均所得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廠商隨著時間經過規模變大了,而規模變大的好處不止在於降低生產成本,也是夥伴關係門當戶對的要件,不僅可以製造也可以負責產品設計和售後服務等。其二,技術水準的提升。品牌廠商不管進行材料、關鍵零組件和製程創新,台商都可以從旁協助,並提供即時的服務。其三,台灣廠商和國際品牌大廠合作的夥伴關係變密切了。台灣代工廠因為可以掌握重要現場的資訊,生產力也跟著提高,客戶對於夥伴之間的合作也更有意願。
由於這三項變化,使台灣企業雖然沒有改變營運模式,也未改變供應鏈的位置,卻從沒有能力、沒有意願創新,變成有能力、有意願創新。而隨著這三項變化,台灣合作的夥伴也由產業中的次級品牌、通路,進階到領導品牌。
如果延伸陳前主委的論述,我們認為,台灣近年來經濟的優越表現,也可以從「量變到質變」,以及「天時、地利、人和」等層面觀察。
第一,由量變到質變。隨著台灣廠商代工經驗的累積、代工訂單的擴大,由過去幾萬部電腦代工,到幾億部電腦代工;手機的代工也動不動幾千萬、幾億支,因而產生了規模經濟效果。同時,台灣廠商也累積了相當多的資本,加上資本市場的支持,有足夠資金不斷的跨業經營。從早期的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到手機、5G設備、資安設備、伺服器的代工等,跨業經營產生規模經濟、範疇經濟的效益,也構築了其他對手不容易跨越的障礙。同時,規模經濟的形成,也使國際大廠容易找到門當戶對的合作夥伴。雖然代工的單位利潤很少,但在代工數量龐大的情況下,總體利潤並不低,也累積了資本、人力進行創新,以及跨領域的投資。
第二,天時、地利、人和。台灣這兩、三年來的優勢可說是建立在天時、地利人和之上。在「人和」上,台灣在COVID-19的超前部署,使台灣的人流、物流沒有受到太大影響,供應鏈沒有產生斷鏈的情況,故出口、投資、利潤都表現比其他國家來得好。
在「地利」上,台灣從1990年代開始全球布局,從早期的中國大陸,到2010年中期以後的新南向政策,在東南亞布局,以及在國際品牌商要求前往印度、東歐、中南美洲布局,加上近年來政府政策鼓勵台商回流。在全球完整布局下,某一地、某一國家的封城,台灣廠商仍可以迅速地從其他城市、國家出口。
在「天時」上,COVID-19帶動的線上工作、教學、娛樂、醫療,也帶動了台灣3C產品的熱銷,加上中美貿易戰引發半導體搶單、轉單,以及新科技的崛起、汽車的電子化等有利因素,一時之間,台灣的半導體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進而使台灣2021年的出口、投資,平均成長15%以上,也帶動了台灣整體經濟的熱絡,經濟成長率高達6.57%。
不過,電子資訊、半導體的蓬勃發展,也使台灣產生「產業兩極化」的現象,值得政府關切。其次,「地利」雖然維持,「人和」卻在下滑(疫情控管仍有改進空間),而「天時」也在變化,包括美國的晶片管制、半導體景氣明顯下滑,導致今年9月出口轉成衰退,景氣燈號亮起疲弱的黃藍燈,不僅是兩年來首見,景氣分數更是暴跌。因此,在短期上,加速國內消費的提振和公營事業與政府投資;在長期上,服務業主管部會的法令鬆綁、產業化,並導入保險資金,精進服務業的商業模式及整體競爭力,以及加強半導體、科技產業對其他產業的擴散,帶動各行各業競爭力的提升,才能維繫台灣經濟持續成長的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