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不公、貧富不均與政府失能

依據「財政統計年報」可知，2021年政府債務總計7.46兆元，約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34.34％；且依據專業報導，政府開辦社會保險，包括公、農、勞保等政府有給付責任的之潛藏性債務，截至2020年底約18.45兆元；兩者合計達25.91兆元，約占當年GDP比率的127％。這一代人若不好好處理債務問題，必然會債留子孫，政府財政不但陷入大泥沼，也嚴重打擊世代正義性。

再由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可知，1980年代初為所得分配相對最佳的時期，吉尼（Gini）係數只有0.278；然而近10年來，則上升至0.34左右，呈現所得分配惡化現象。進而透過政府介入前、後最高與最低五等分位所得相對倍數變化顯示，1980年代初期，政府介入前為4.31倍，介入後為4.17倍，雖然政府從中改善的程度不大，然其中課稅貢獻相對為大。至於近年來，政府介入前約7.3倍，介入後為6.1倍，主要是靠移轉性支出發揮重分配作用，其效果為租稅工具的10倍左右。

進言之，1980年代的租稅負擔率近約18％，綜所稅的最高稅率為60％，所產生的所得重分配的功能為移轉支出的兩倍多。然而近二十年來情勢有大變化，租稅負擔率只約12％、13％左右，且綜所稅最高稅率為40％；相對於移轉性支出的加強，租稅扮演重分配的角色降低，故在矯正所得分配不均上，可謂情勢完全逆轉。

究其主要原因，在於所得稅理應扮演所得重分配的重要功能，卻因各種扣除額及租稅減免獎勵項目過多，肇致稅基受到嚴重侵蝕。遺產贈與稅本應擔負積極的角色，增進不同人在世代競爭上立足點的公平性，然其稅收卻只約占總稅收的2％，幾乎是微不足道；有些人擁有大量遺產卻規避繳稅或繳稅極微，助長貧富差距擴大，實在有違租稅正義原則，故在加強稽徵外，遺贈稅率與免稅額確有檢討的必要。

而在高齡化、少子化的人口結構下，未來會有太多的退休人口依賴相對過少的就業人口，政府若不能改善稅制、妥籌財源，無可避免的仰賴舉債融通各項支出，將會在不同世代間及同一世代內，產生資源移轉與財政收支歸宿的交互作用，進而影響公平正義。

就一種情況言，父母為中、上所得者，預計會留下為數可觀的遺產（尤其是房地產）；其子女受到良好且低學費的公立大學教育，在職場上也有相對較優的賺錢能力。工作賺錢雖然要繳一些稅，也因父母留下遺產給予補償，縱使政府的累積債務要靠未來課稅來清償，但因父母留有遺產可供安排，故對這些相對富裕家庭之實質生活影響不大。

對照另一種情況，父母為低所得者，並無能力留下遺產給子女；子女一面打工賺取學費、生活費，一面上的卻是學費相對較貴的私立大學，學的是畢業後薪資水準較低的科系。政府留有巨額債務要靠課稅來清償，這些人卻沒有來自父母的遺產補償。且在高房價與高房租下，既無力購屋，房租負擔又重，職場競爭力居於弱勢，故其生活壓力相對就大。

然在現實社會中，由於這兩種人的際遇不同，經濟及社會條件不同，卻會因高教政策與產業政策在配合上的失靈，形成「M型」的分配局面；再加上跨世代流動性的凍結，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產生社會不安的隱憂。尤其在教育政策方面，廣設大學為高教自由化的起步，管制鬆綁就要繼續落實下去，建立公平競爭的教育市場，淘汰不良或不具競爭力的學校；對於學費有負擔壓力的優秀學生，政府應有效提供補助。然而事實並非全然如此，半吊子的高教自由化、市場化，放棄技職專業走向通才教育，造成技工人才短缺，大幅打擊社會各行各業的職能分工。

回顧近三十年之高教自由化改革中，教育當局在設校與退場、招生、學費、教材、教師升等與薪資等方面，依然是管制太多，介入太深，甚至被質疑為製造「競租」（rent seeking）空間者。至於教育對人才培育，產業對人才需求，兩者一直未能做緊密地配合，造成產學脫節、學用落差大，也因缺乏核心競爭力，生產力無法提升，低薪現象普遍存在，實質薪資水準在過去20年，幾乎是原地踏步。故政府尤應重新界定普通大學與技職體系的功能，加強其間的分工合作，營造合理的比率與結構。若是高教市場的不健全發展，竟連窮人家子弟靠教育翻轉的機會都被剝奪，政府真應深切檢討相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