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 愈來愈能容忍不道德的行為

接近選舉期，政壇就熱鬧異常，論文門與球場門事件在媒體炒得沸沸揚揚。雖然這與前些日子轟動一時的女性立委遭到暴力相向那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件一樣，都會漸漸遠離人們的話題，但這些案件留給台灣百姓的傷害卻仍然在默默地發酵。你一定覺得很奇怪，這件事與你何干，為何會對你產生傷害？

　前幾天同學聚會，閑聊之間難免會觸及目前的政治話題。同學裡擁藍、擁綠，各有所好。言談中雖有互相諷刺，但卻有更多是為其支持對象的辯解。我對於誰擁藍、誰擁綠沒什麼意見，我比較有興趣的是，為何這些擁藍、擁綠者對他們所支持的對象做出顯而易見的不道德行為的容忍度愈來愈高？例如，某位有妻室的政治人物與女同事爆出緋聞，可以被解釋為「工作壓力太大了」，或是「這是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誤」。

　德國心理學家Kurt Lewin著名的行為公式「B=f（PE）」，指出行為（B）是一個人心智狀態（P）與環境（E）的函數。我們常常會將行為歸咎於一個人的特質，卻常忽略了環境對一個人行為的影響力。

　政治圈像個大染缸，政治人物間的不當行為具有傳染性，久而久之，他們價值判斷的標準自然會愈來愈模糊而失去敏感性。就如美國德州的共和黨國會議員Pete Sessions曾經因為在拉斯維加斯夜總會花了幾千美元看表演而遭到批評時，他很無辜地說：「我現在簡直不曉得怎麼樣才算正常或符合常規。」因為這種類似行為在他的同儕間早已司空見慣，他只是比較倒楣，被媒體拿出來評論而已。這筆帳應該全算在這位國會議員的身上嗎？當然，他應該為他身為一位公眾人物的行為負責，然而環境的因素也是推波助瀾的兇手。

　著名的行為經濟學家Dan Ariely與他的研究團隊在Carnegie Mellon大學針對不誠實的行為做了一系列的實驗。實驗結果發現，在一個群體中，如果群體中的人知道周遭的熟人有個活生生的不誠實案例，那麼在這個群體中發生不誠實行為的情況會顯著地提高。這就是環境會造成「社會暗示」的緣故。

　這種暗示會讓群體中的人誤認到，這個群體裡的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做出不誠實的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因此，當他們同樣做出不誠實的行為時，他們會認為其行為是符合周遭這群人之間的社會規範，因此，他們似乎就會合理化其行為而覺得心安理得。在各國政壇上，政治人物的行為到底合不合社會期待，在不誠實行為會有傳染性的作用下，其實連他們自己也很混淆、糾結。

　更糟的是，如果這個做出不誠實行為的人恰好是群體中有權威的人（父母、老師、官員或我們敬重的人），那麼，其他人被拖下水的機率就更高了。

　政治圈那些不誠實事件看似是其個人的行為，但它是具有傳染性的，它會產生社會暗示的效應。剛開始，這些行為會在政治圈內發酵，慢慢地傳染給圈內的人，終至司空見慣。但問題是，這些政治人物都是具有權威的人，越有權威的人做出的不誠實行為，當然就愈會影響這個社會的風氣。因此，我們一般小老百姓就不知不覺地被拖下水了。當我們看到這些具有權威的人的不誠實行為是可以被接受的（至少可以不受到同黨人士的譴責），那麼以後，我們也會對自己所做出類似不誠實的行為給合理化了。

　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社會風氣會逐漸的敗壞，由此可知。

　這正是我看到我身邊的朋友為他們擁護的政治人物的不誠實行為挺身辯論時，我對於人們道德觀防線的一再後撤，感到憂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