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指數升高，不能與停滯性通膨畫上等號

　主計長朱澤民日前於立法院談及痛苦指數，他以當前的通膨率及失業率推計，今年的痛苦指數有可能會超過6.0，這一席論述立即引起各方關注，各報都以顯著版面報導，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值得一談。

　痛苦指數是經濟學家歐肯（Arthur Okun）所提出，卻是雷根把它發揚光大，代表共和黨挑戰時任總統卡特的雷根，於1980年9月以「讓我們使美國振作起來」為題發表競選演說表示，通膨率已高得使人受不了，僅今年就有近200萬人失業，他問大家你們現在的生活，是否比四年前過得更好？接著把失業率與通膨率加起來，得出痛苦指數（misery index），然後告訴選民：「過去三年八個月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那是一場美國悲劇。」感人的演講加上有力的數據，讓他在538張選舉人票裡獲得489張，以摧枯拉朽之勢，贏得大選。

　談起痛苦指數，不少人都會質疑，到底通膨率升高一個百分點比較痛苦，還是失業率升高一個百分點比較痛苦？說真的，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物價上漲影響的是所有人，失業率升高影響的是部分人，一個百分點的通膨率所帶來的痛苦，確實不等於一個百分點的失業率。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兩者都讓人討厭，通膨升高讓薪資縮水，失業升高讓所得無著，儘管兩者影響層面不同，但加總起來卻可以反映社會的痛苦程度，淺顯易懂，因此非常適合用來觀察民生疾苦。

　痛苦指數除了淺顯易懂，說起來，也是有理論依據的，唸過經濟學的人都聽過菲利普曲線（Phillips curve），經濟學家菲利普以通膨率、失業率為兩軸，循時間數列畫出一條曲線，他發現，常態情況下，要維持低失業，就得面對高通膨，反過來，若要降低通膨，就得忍受高失業，菲利普曲線揭示了通膨、失業的穩定抵換關係。不過，1973～1981年兩次石油危機打亂了此一法則，各國普遍出現通膨、失業一起上揚而菲利普曲線右移的情況。這意味著，算術意義上的痛苦指數升高，即是幾何意義上的菲利普曲線右移，可見痛苦指數還是有學理依據的，並非只是即興之作而已。

　從統計資料可以發現，兩次石油危機的年代，各國痛苦指數都非常高，以1970年代而言，美國高達14.3，法國13.5，英國18.5，韓國20.6，台灣也升至12.6，雷根競選總統的1980年，美國痛苦指數20.7，台灣20.1，痛苦指數準確反映了人民的心情，難怪廣受各界喜愛。

　從統計資料也可以發現，在兩次石油危機的年代，痛苦指數之所以升高，除了通膨率上揚，失業率的貢獻也不少，因此這一次通膨被稱為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期間美、英、德、義、日、韓都發生經濟衰退，台灣雖倖免於衰退，然而1974年經濟成長率也只有1.1％。

　近月隨著俄烏軍事衝突擴大，原油及農工原料的國際行情走高，台灣通膨率於3月升破3％，創下近十年新高，以首季而言，通膨率2.8％，失業率約3.6％，痛苦指數升至6.4，也正是如此，朱主計長才會認為今年痛苦指數可能會突破6.0。果真如此，這將會是十四年來最高的痛苦指數，難怪消息一傳出立即引起各方關切，甚至惶恐，然而關切可以，惶恐則可大可不必。

　回顧兩次石油危機以來，隨著全球化生產，自由貿易的風行，生產成本大幅降低，1990年代全球出現通膨與失業同步降低的新經濟（new economy），痛苦指數趨緩，以台灣而言，1990年代痛苦指數降至4.9，與石油危機年代有天壤之別。2000～2009年雖因金融海嘯而出現過7.7，然整個十年平均仍僅5.4。

　2010～2019年雖也曾有兩年出現6.2，但十年平均也只有5.1。這說明長期以來隨著技術進步，全球化生產，自由貿易，台灣，甚至美、歐即或有通膨率、失業率的上揚，也只是短期現象，痛苦指數再怎麼高，也僅1980年代初期的三分之一，類似兩次石油危機年代的停滯性通膨，已然不可能出現。

　況且，今年以來痛苦指數之所以升高，全是由通膨率推升，失業率非僅沒有上揚，反而比去年同期下滑。所謂停滯性通膨是指通膨率與失業率一起走高，而今，我們的情況並未符合此一條件。此外，如今通膨率雖高，以第一季來說也僅2.8％，與停滯性通膨年代那種月月漲、週週漲相去甚遠，看到痛苦指數升高就憂心停滯性通膨將至，那便是犯了「吳牛喘月」的毛病了。

　近期痛苦指數升高，當然要注意，這的確反映人民生活的壓力愈來愈大，政府不能視而不見。不過，痛苦指數的升高並不能直接與停滯性通膨畫上等號，國人自不必過於恐慌。今年已是2022年了，全球生產技術、產業結構、貿易自由化程度已和4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除非自由貿易、全球化生產從地球消失，或者又發生世界大戰，否則類似兩次石油危機年代的停滯性通膨，自不可能再次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