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防疫策略與經濟大未來

從人類經濟發展史的角度，體制的好壞關係因應衝擊之能力與經濟發展是否能永續。面對新冠肺炎的沖擊，觀各國因應過程，大抵從境外圍堵而入境「清零」、從極端的人流管制到放任不管，可視為反映當事國體制的反射動作。稱之為反射動作者，以其抗疫策略的形成乃是在經濟學理上所稱「必然結果」、或內生性的均衡。

　疫情自2019年末從中國的武漢爆發以來，迄今兩年多，全球染疫人口已經高達4億，死亡人數也高達576萬，規模大概僅次於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各國因應疫情的策略及執行成效，落差甚大。以今年2月初WHO公佈的統計，染疫人口排名以美國的7,560萬人居第一，其次為總人口僅次於中國的印度（4,160萬），然後是巴西2,560萬、法國1,910萬、英（1,740萬）、俄（1,180萬），再來依序是土耳其、義大利、德國、西班牙均有超過一千萬的染疫人數。至於被公認的起源者中國，則僅有10.6萬人，占其14.12億總人口不到千分之一。差異之因相當多，例如人口總數、都市化程度、衛生條件，甚至人民的衛教知識習慣等等，難以一一列舉，當為學術研究課題。在此，我們要特別提出的是政經體制的不同，導致在防疫策略的不同、執行時之阻礙程度不同，後續經濟措施與疫後經濟表現的影響亦將不同。

　首先，就人數而言，民主的美國以7,560萬居第一，而集權中國則只有10.6萬人。又染疫人數超過1千萬人的還有印度、巴西、法國、英國及俄羅斯、土耳其、義大利、德國、西班牙，其中除俄國之外，其餘九國均為民主體制、市場經濟的國家。再就染疫人數占人口比例，排名來看，則以丹麥的30.7％為最高，其次為印度29.82％、法國29.48％、英25.94％，美國也有22.73％，俄國則只有8.1％；中國不到千分之一。

　感染比率最高的丹麥，採取被稱為「佛系防疫」策略，以增加疫苗覆蓋率為主，其防疫措施相較最為寬鬆，理念上採取與病毒共存的模式。因此其染疫人口比最高並不意外，然而死亡率則只有千分之2.1左右。更在今年2月1日領先歐盟各國取消所有防疫限制。值得注意的是，丹麥被《經濟學人》評比為OECD其中23個國家中面對疫情表現最佳者。（評比內容根據2020.Q4～2021.Q3期間五大項目：GDP成長率、人均家戶所得、股市表現、政府債務與資本支出；丹麥2021年GDP成長率高達3.8％是近15年來之最高。）墊底者為西班牙，不意外，因為西國經濟高度仰賴觀光業，受到旅遊禁令與服務型支出的崩盤沖擊特別嚴重；又民主自由的體制下，人民不盡服從防疫措施，讓疫情控制難度增加，經濟沖擊增大。

　對照兩種體制，歐美為首的民主國家，其政策之形成與施行乃建立在個人自由與人權基礎上。中國嚴格的監控、普篩、強制隔離、封城與邊境管制的清零政策，移植到民主政體就窒礙難行，即便獲得法律背書，還是得面對抗議、遊行乃至請求釋憲的群眾反對而難以落實。況且在信仰自由下，訴諸教條而拒絕服從者也不意外。

　大抵而言，在疫情之初，亞洲各國多數都與中國一樣，傾向於鎖國與「清零」的防疫策略。西方的歐美則相對較為放任，即便後來發覺事態嚴重而採行較為嚴格的防疫手段，也往往因為體制因素而難以落實。但隨著疫苗施打普及與疫病變異的輕症化，但傳染力增強，各國除中國外乃逐漸放棄清零的防疫政略。中國的「清零政策」，讓習近平主政後，在小康均富的目標下打壓市場經濟，加上中美的貿易戰與技術冷戰，導致中國以技術自主內循環的的對應政策下，經濟成長下滑的情況，雪上加霜。如IMF的預測，2022中國成長率只有4.8％，2023為5.2％，遠低於2014-19平均的8％。做為全球生產基地的中國，其經濟放緩對全球疫後經濟大未來的影響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