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國二戰後的經濟思維變化

　自二戰結束後，為重整國際經濟秩序，美國一方面邀集主要國家於1948年簽署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一方面又號召在聯合國之下成立國際貨幣基金（IMF）及世界銀行，藉此創造自由貿易的環境，以帶動全球經濟成長。

　除此以外，由於二戰結束後，歷經多年戰爭，民不聊生，各國經濟疲敝，物資缺乏，惡性通膨嚴重，美國一方面給予美援，協助各國經濟發展，一方面也參與各國經濟重建的政策規劃，所謂參與，其實就是主導，以美國二戰後的國力，其建言誰能不聽？於是在歐洲有馬歇爾計畫，在日本有道奇方案，在我國也有郝樂遜八點財經改革建議，這些計畫、方案、建議自然都成了戰後各國經濟政策方針。

　美國自二戰後，出口所向披靡，年年貿易順差，然而在自由貿易的促進下，各國生產力也急起直追，漸有並駕齊驅之勢，至1971年美國貿易首次出現逆差，美國大駭之餘，遂把矛頭指向歐洲，揚言對進口商品加徵10％的附加稅，迫使德、法、英等國與美國簽署史密松寧協議，各國貨幣對美元大幅升值，美國以為逆差是各國匯率低估使然，只要令其升值，美國即可重返昔日貿易優勢，這個認知顯然是錯的。

　事實上，各國迎頭趕上的原因甚多，並非只有匯率、工資這些原因而已，戰後各國致力於技術研發，投入本國具優勢的產業，歷時二十餘年自然有後來居上的實力，美國此一干預匯率的作法收效甚微，至1984年美國商品貿易逆差升破1,000億美元，次年美國又邀各國協商，簽署了廣場協議，美元匯率續貶，但仍無助於貿易赤字的改善，至2000年美國貿易赤字（逆差）已擴大到4,000億美元，此後仍逐年擴大，川普上台時貿易逆差7,000多億，歷經多年貿易戰，去年反而升至9,158億美元。

　自1971年史密松寧協議、1985年廣場協議而至近年風起雲湧的貿易戰，美國始終認為貿易地位被超越，是不公平貿易使然，從不反思商品出口地位雖拱手讓人，然其所享有的服務貿易順差、國外要素所得規模之大，無人能及，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何來不公平？

　這些年美國倡議公平貿易甚力，除了公布匯率操縱國名單震懾各國，動輒以關稅法337條款、特別301報復貿易夥伴，甚至以國家安全為名進行調查，加徵關稅，與戰後倡議自由貿易的偉大情懷，有天壤之別。

　美國自1971年以來以公平貿易之名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顯然是無效的，各國匯率一升再升，美元一貶再貶，也無濟於事，為此，自川普任內，美國又倡議供應鏈重組，以為只要把製造業供應鏈拉回美國，不但逆差可望縮減，還可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然而，供應鏈是在自由貿易環境下，各國依比較利益分工所形成，這是三十多年市場動態調整的結果，猛然以政治手段改變此一均衡非僅不容易，甚至將帶來不可測的衝擊。

　美國這些年最大逆差來源是中國大陸，美國政府循匯率、301、337、貿易戰等方法都無法扭轉這個局面，此次供應鏈重組雖以國安、疫情為理由，實則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惟供應鏈重組並非易事，投資不像消費，不可能立竿見影，尤其生產線移轉涉及業者自身利益，上下游互動，牽一髮而動全身，最後勢必由市場來決定。

　事實也證明，自川普倡議供應鏈重組以來，中國大陸的全球供應鏈地位並未動搖，其間容或有生產線移轉的個案，但是依世貿組織（WTO）統計，大陸的出口占全球比重2017～2020年依序是12.8％、12.8％、13.2％、14.7％，同期間進口占全球比重依序是10.2％、10.8％、10.8％、11.5％，不論出口或進口的比重皆明顯升高。

　今年全球貿易統計須待明年四月才會公布，但以大陸海關統計卻也可以了解大致方向，今年1～11月大陸出口逾3兆美元，年增率高達31.1％，進口2.4兆美元，年增率31.4％。從前述五年來的統計可知，大陸的全球供應鏈地位，依然穩如泰山。

　供應鏈重組除反映在外貿，也會反映在外人投資，去年中國大陸所獲得的外人直接投資（FDI）升至1,630億美元，非僅高於前一年，也首度超過美國的1,340億美元，自川普發動貿易戰以來，2017～2020年流入中國的FDI並沒有減少，2018年還升至2,353億美元，去年受疫情影響，美、歐皆呈下滑，流入大陸的FDI反而上升，以此而言，所謂供應鏈重組加速的說法，顯然言過其實，執政當局自應審慎判斷。

　亞當斯密於國富論寫道：「企業的投資只是為著自己的利益，但就像其他場合一樣，他們為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引導，促進了他們毫不意圖的一個目的，更有效的促進了社會利益。…政治家如果企圖指導企業如何投資，那是多管閒事，一旦把這項權力交託在迂愚僭越者的手中，那是再危險不過了。」在國際政經情勢紛亂的此刻，此話宛如暮鼓晨鐘，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