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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17

論美國二戰後的經濟思維變化

 自二戰結束後,為重整國際經濟秩序,美國一方面邀集主要國家於1948年簽署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一方面又號召在聯合國之下成立國際貨幣基金(IMF)及世界銀行,藉此創造自由貿易的環境,以帶動全球經濟成長。

 除此以外,由於二戰結束後,歷經多年戰爭,民不聊生,各國經濟疲敝,物資缺乏,惡性通膨嚴重,美國一方面給予美援,協助各國經濟發展,一方面也參與各國經濟重建的政策規劃,所謂參與,其實就是主導,以美國二戰後的國力,其建言誰能不聽?於是在歐洲有馬歇爾計畫,在日本有道奇方案,在我國也有郝樂遜八點財經改革建議,這些計畫、方案、建議自然都成了戰後各國經濟政策方針。

 美國自二戰後,出口所向披靡,年年貿易順差,然而在自由貿易的促進下,各國生產力也急起直追,漸有並駕齊驅之勢,至1971年美國貿易首次出現逆差,美國大駭之餘,遂把矛頭指向歐洲,揚言對進口商品加徵10%的附加稅,迫使德、法、英等國與美國簽署史密松寧協議,各國貨幣對美元大幅升值,美國以為逆差是各國匯率低估使然,只要令其升值,美國即可重返昔日貿易優勢,這個認知顯然是錯的。

 事實上,各國迎頭趕上的原因甚多,並非只有匯率、工資這些原因而已,戰後各國致力於技術研發,投入本國具優勢的產業,歷時二十餘年自然有後來居上的實力,美國此一干預匯率的作法收效甚微,至1984年美國商品貿易逆差升破1,000億美元,次年美國又邀各國協商,簽署了廣場協議,美元匯率續貶,但仍無助於貿易赤字的改善,至2000年美國貿易赤字(逆差)已擴大到4,000億美元,此後仍逐年擴大,川普上台時貿易逆差7,000多億,歷經多年貿易戰,去年反而升至9,158億美元。

 自1971年史密松寧協議、1985年廣場協議而至近年風起雲湧的貿易戰,美國始終認為貿易地位被超越,是不公平貿易使然,從不反思商品出口地位雖拱手讓人,然其所享有的服務貿易順差、國外要素所得規模之大,無人能及,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何來不公平?

 這些年美國倡議公平貿易甚力,除了公布匯率操縱國名單震懾各國,動輒以關稅法337條款、特別301報復貿易夥伴,甚至以國家安全為名進行調查,加徵關稅,與戰後倡議自由貿易的偉大情懷,有天壤之別。

 美國自1971年以來以公平貿易之名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顯然是無效的,各國匯率一升再升,美元一貶再貶,也無濟於事,為此,自川普任內,美國又倡議供應鏈重組,以為只要把製造業供應鏈拉回美國,不但逆差可望縮減,還可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然而,供應鏈是在自由貿易環境下,各國依比較利益分工所形成,這是三十多年市場動態調整的結果,猛然以政治手段改變此一均衡非僅不容易,甚至將帶來不可測的衝擊。

 美國這些年最大逆差來源是中國大陸,美國政府循匯率、301、337、貿易戰等方法都無法扭轉這個局面,此次供應鏈重組雖以國安、疫情為理由,實則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惟供應鏈重組並非易事,投資不像消費,不可能立竿見影,尤其生產線移轉涉及業者自身利益,上下游互動,牽一髮而動全身,最後勢必由市場來決定。

 事實也證明,自川普倡議供應鏈重組以來,中國大陸的全球供應鏈地位並未動搖,其間容或有生產線移轉的個案,但是依世貿組織(WTO)統計,大陸的出口占全球比重2017~2020年依序是12.8%、12.8%、13.2%、14.7%,同期間進口占全球比重依序是10.2%、10.8%、10.8%、11.5%,不論出口或進口的比重皆明顯升高。

 今年全球貿易統計須待明年四月才會公布,但以大陸海關統計卻也可以了解大致方向,今年1~11月大陸出口逾3兆美元,年增率高達31.1%,進口2.4兆美元,年增率31.4%。從前述五年來的統計可知,大陸的全球供應鏈地位,依然穩如泰山。

 供應鏈重組除反映在外貿,也會反映在外人投資,去年中國大陸所獲得的外人直接投資(FDI)升至1,630億美元,非僅高於前一年,也首度超過美國的1,340億美元,自川普發動貿易戰以來,2017~2020年流入中國的FDI並沒有減少,2018年還升至2,353億美元,去年受疫情影響,美、歐皆呈下滑,流入大陸的FDI反而上升,以此而言,所謂供應鏈重組加速的說法,顯然言過其實,執政當局自應審慎判斷。

 亞當斯密於國富論寫道:「企業的投資只是為著自己的利益,但就像其他場合一樣,他們為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引導,促進了他們毫不意圖的一個目的,更有效的促進了社會利益。…政治家如果企圖指導企業如何投資,那是多管閒事,一旦把這項權力交託在迂愚僭越者的手中,那是再危險不過了。」在國際政經情勢紛亂的此刻,此話宛如暮鼓晨鐘,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