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1日,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在第76屆聯合國大會再次強調,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2030年前實現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全力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低碳發展,不在新建境外煤電項目」。「30、60」目標反覆提及,標志著「碳達峰、碳中和」已成為中國的國家戰略。
碳減排政策也是十四五規劃推動中國朝向高質量發展的推手。以2019年來說,中國碳排放總量達98.26億噸,按碳價每公噸100美元測算,費用高達9,826億美元。「排碳限制」本質是一種發展權的限制,具體面就是實體端的供給側改革;「碳稅」本質是由實施碳減排後帶動的成本增加,這兩種限制的交織,也就推動產業結構的再升級。因此碳減排作為重要的手段,通過碳成本的要素流動,推動中國產業結構性改革。
碳減排政策中,「發電」的升級將是結構改革的核心關鍵。中國規劃儘快地建立清潔用電產業鏈,再逐步透過改造和調整其傳統工業的產能。而產業的減排,更多的是通過改進技術和工藝,把減排負擔轉移到發電部門,而發電來源向新能源傾斜。整體來說,就是增加用電來替代煤、氣、油等化石能源的使用,從而轉化為碳減排,並且再通過發電實現集中碳回收,從而實現雙碳的目標。
然近期,中國本身也因環保雙控,多地先後傳出限電限產,大宗商品供給受限,進一步推升上游原料與傳統能源價格的高歌猛進。推動清潔能源尚未不成效,反而助漲傳統能源價格上漲與下游成本墊高。
深究背後因素,其實是傳統能源價格的上漲,是為了替新能源的大量使用讓渡空間。若價格不漲,在市場經濟追求個人與企業利潤極大化前提下,難以促使終端需求在能源使用朝向綠能。在新能源逐步取代傳統能源下,再透過技術迭代、金融支持、規模化經濟、效率提升等革新,由科技進步最終實現綠能成本端的價格逐步下降,最終目標在於新能源成本要比傳統能源成本更低,如此方能完成能源轉型,綠能相關產業長期受惠。
此外,儘管近期中國市場利空不斷,包含廣泛的政策監管整改;恒大事件引發金融市場系統性波動;地方政府拉閘限電減產,以達成其節能目標等,預計都將壓抑經濟成長。然就投資策略上來看,當中國經濟成長趨緩,進而對就業市場造成衝擊時,則可預期中國調結構政策可能已逐步進入尾聲。
若以中國8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來看,兩年年化平均增速僅1.5%,其疲弱程度已遠低於其內生增長潛力,相信除了本土疫情、水災以外,還有一部分是政策不確定對消費意願的打擊。預計在政府調控政策力度逐步縮減下,中國內需相關行業也可望迎來下一個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