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全球化與經濟發展路徑的挑戰

傳統的經濟發展理論，強調出口導向的策略性貿易與吸引外來直接投資政策。參與國際貿易，讓資源透過市場力量流向有相對優勢的部門，總要素生產力得以提高，從而增加全國的總產值。但若沒有進一步做為，則可以想見一個農業資源相對豐沛的國家，則永遠停在出口農產品，進口工業產品的貿易型態。農業部門可隨著技術進步，而提升總產量，若國際價格不變，則其GDP與平均所得增加，應無疑慮。只是，光靠貿易，則該國將永遠停在農業部門為主的初級發展階段。此為基於資源稟賦的純貿易理論下的均衡或陷阱。根據「創造比較利益論」，政府可以透過政策干預，讓資本流向製造部門，使其成為相對優勢的出口產業。此外，最直接的方法是直接引進跨國投資。外來投資發揮三個作用：帶來資本、製造及產銷管理技術、及出口訂單。後者與出口導向的策略發揮相輔相成的作用。

　在舉世公認之東亞經濟發展奇蹟的各國（日本、四小龍與東協四小虎），都可發現其採用「出口導向＋吸引外來投資」之發展政策。換言之，若稱『出口導向＋吸引外來投資』為近代全球化下，主流經濟發展路徑，並不為過。只是，此必要路徑，並非一路平順，不能保證只要開放貿易加上吸引外資就能達成經濟發展的目標。如前述東協四國（馬、泰、菲及印尼）為例，依然未能發展成高所得國家。即便是後來改革開放，參與積極國際貿易加入WTO並以各種措施吸引外資，迅速崛起的中國，仍舊未能突破中等所得的陷阱。何以致之？

　開放外貿與外來投資的發展路徑，途中障礙重重；出口導向或吸引外資的措施上涉及特許權、特惠條件的授予，外商、政府與在地企業菁英的合作角色有其必要，也易滋生特權左右進一步的產業政策。貿易造成進口競爭部門的萎縮、失業，所得不均貧富差距擴大等等，都可能導致社會不穩定而使發展停滯。如何穿越這些發展過程的障礙，體制「品質」是關鍵。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讓東協四小虎經濟發展受挫，固然有後進中國之低薪勞工的磁吸作用，關鍵也在其教育體制未能造就高階人力資本、族群衝突與裙帶資本主義，以致於未能利用外資，培養在地企業留下技術。中國的中央控管型國家資本主義，雖在開放初期能充分利用出口擴張及吸引外資策略，以國家力量進行市場換技術、補貼壯大國內企業，但終究得面對市場經濟與極權社會主義的矛盾。面對重點扶植產業的產能過剩與資源浪費，所得不均的種種問題，迄今仍未能發展成高所得國家。在以非市場經濟體2001年加入WTO的16年後，仍未能通過WTO認證為市場經濟的體制。

　新冠肺炎的「全球化」，是反全球化的歷史大事件。2017年川普啟動的美中貿易戰，跨國分工生產鏈斷鏈或短化重整；2019年末源自武漢的新冠肺炎全球化，更讓國際貿易市場雪上加霜，全球貿易下滑。各種跡象顯示，全球貿易將發展成兩個分別以中、美為核心的經貿區塊。果其然，則除了少數已經發展到在產業鏈上擁有關鍵地位的國家，其餘後進者恐怕得面對二選一，甚至被迫加入中國或美國核心，成為其經貿邊陲的情境。此一發展，似又回到早期的依附型經濟發展的路徑；後進國只能為區塊下的邊陲，參與中下游低階技術的加工出口。民主體制、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為核心國（美國）下的經貿邊陲國，與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下的邊陲國，何者將有較高水準的經濟發展，值得觀察。可以確定的是，前述『出口導向＋外來投資』的對象，將因為疫病及中美貿易戰造成的雙區塊化，其規模勢必大為下降，因而複製東亞經濟奇蹟的可能性也會大幅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