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美國資本 壯大台灣產業

　今年（2021）6月30日，台美的貿易投資架構協議（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TIFA）重啟談判。台美的TIFA從1994年到2016年連續舉行了十次的談判，中間停了5年，今年才又恢復諮商談判。從過去的經驗而言，都是美國主動要求台灣的多，特別是在智財權遵循、電信市場、美豬美牛的開放等領域之上。不過，隨著台灣戰略地位的提升、產業角色的吃重，未來在談判上，也應有捨有得、互惠雙贏，並有效規劃未來五年內TIFA可以談判的主題及路徑圖（roadmap）。

　在戰略地位提升上，隨著中國大陸的軍事、經濟對美國威脅與日俱增，台灣在第一島鏈的戰略地位益形重要。在經濟角色的重要性提升上，美國對台灣半導體晶片需求的殷切，以及手機、電腦上，台灣代工地位不能旁落至大陸廠商，讓紅色供應鏈主導未來產業發展，以及美國再工業化亟需策略夥伴，均凸顯台灣的經濟價值。

　美國對台灣半導體晶片需求殷切上殆無疑義，但在台灣對美國再工業化的幫助上，我們必須多加解釋。美國在過去20年來，逐步放棄製造業，如欲再工業化必須有一個重要策略夥伴。台灣在大陸有幾十萬家台商，在東南亞也有一、二十萬家台商。加上台灣一向以製造能力聞名於世，在石化、紡織成衣、電子資訊業，以及汽車零組件上的產業鏈及其競爭力，更是各國不可或缺的夥伴。因此，透過協助美國再工業化、創造就業機會，創造台灣被需求的價值，應可大大累積台灣的談判籌碼。

　台灣除了以半導體晶片換取疫苗生產及其代工，以及電動車的平台接軌之外，台灣和美國在TIFA的談判及台美經濟的接軌可以從以下三個主軸來思考：

　第一，製造供應鏈的接軌，這方面台灣在半導體、電子資訊業、汽車零組件上已有廣泛且深入的合作經驗。

　第二，人才、技術、商業模式的接軌。包括台美之間的產學、創投，以及智庫的合作，使台灣和美國在若干科技產業上，建立對接的生態鏈。由於美國在AI、5G、AIoT、IC設計、汽車電子等領域，仍有絕對的科技優勢。因此，投資美國的創投、重要大學的創投，乃至購併美國企業，取得技術、挖角人才，厚植產業研發能力，均相當關鍵。

　第三，資本市場的接軌。包括兩地證交所的合作、企業的雙重掛牌，或有計畫的整合台灣的產業鏈，前往美國發行存託憑證（ADR）籌資。透過上述三個主軸策略，使台灣和美國的合作不僅止於政治、產業，甚至是經濟上的全面接軌，營造台美雙贏的策略。

　在台美的合作上，台灣的半導體應美國要求前往美國投資，但據了解，美國的人才、土地、環保標準、勞工規範等相對嚴格，在美國投資的成本可能是台灣的數倍之多。對台積電而言，公司資本雄厚、累積龐大盈餘，而且早已在美國掛牌，籌措資金相對容易，但是跟隨台積電前往美國的供應商，如若干零組件、設備、營建廠商等，在國際間只能算是中型企業，利用台灣資本市場籌措的錢，前往美國投資財務壓力不小。因此，如能夠在美國發行ADR、雙向掛牌，善用美國資本市場的龐大資金籌措能力，即能有效支應未來前往美國投資的資金需求。

　鑑此，台灣和美國資本市場的接軌顯得格外重要。過去以色列不少新創企業，利用和NASDAQ市場的接軌，造就了不少科技的獨角獸。中國大陸的企業，例如阿里巴巴、百度，以及最近的滴滴出行，都是在美國市場掛牌、籌措龐大資金，來壯大產業的發展，茁長為國際級的知名企業，均為很好的借鏡。

　台灣若只依賴一天2～3,000億元的股市成交金額，以及總市值50兆元新台幣左右的股市是不夠的，雖然近來有5～6,000億的成交額，但這是因為過去幾個月的股市熱絡，加上當沖金額占很高比例所致。如何和美國股市接軌，善用美國市場來做大台灣的產業，是我們下一階段必須有大格局的思維，也是未來TIFA的重要談判項目與路徑。

　在尋求創新、十倍速效率的時代，我們不能僅依賴既有的產業政策工具，如租稅優惠、輔導、補助等，產業政策工具也應有嶄新的思維，或透過資本市場的槓桿、私募基金的操作、主權基金的支援，以及和美國資本市場的雙向掛牌（dual listing），發行ADR等。這些工具、資源的運用，才能使台灣企業有足夠的實力，躋身國際競爭場域。在金融、資金的加持下，台灣產業才有可能進入國際贏者圈，引進人才、創新技術、商業模式，使台灣在數位轉型時代，續保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