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向政策和移工治理應有新思維

　 在後疫情的時代，百廢待舉。「有政府，會做事」，相對民生經濟和疫苗施打的問題，受到國人和輿情高度的矚目；出現在每個人日常生活身邊，「新台灣之子」的媽媽們，以及國際移工、特別是新南向國家移工，不被重視，對於社會的運作，卻很重要。

長久以來，不可諱言，因為嫁娶而來台定居的新住民，無論是來自中國大陸或其他東南亞國家，很多是經社弱勢與經社弱勢族群的結合。來自大陸各省市，只是說國語的「腔調」不同，尚且受到冷眼相待，更何況膚色較為黝黑、來自新南向國家的新住民；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子女，「新台灣之子」何其無辜，在鄰里巷弄、甚至在學校也可能被另眼看待。

　究其根源，這是長期逐漸形成的集體意識，包括：非我族類、貧窮與富裕、有唸書／沒唸書，各種歧視以不同的方式，甚至是自己都沒有感覺到的方式，存在於日常生活當中。

有鑒於政府從2016年起，就大力推動的新南向政策，做為「五大旗艦計畫」的經貿合作、人才交流培育、資源共享、區域鏈結、以及青年領袖交流和玉山計畫，是「好的開始，對的方向」。然而，卻都屬於「廟堂之上，官衙之內」的正式計畫。

由於政治經濟環境的改變，上述計畫有必要「重新調整，再次出發」。最重要的是「飛入尋常百姓家」，從教育做起，提供誘因鼓勵更多散佈於社會角落，相關的婦女、勞工、社會、宗教慈善的非營利組織，就目前超過14萬人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從認識中文與家庭烹飪，到民俗人情和同鄉聯誼，乃至於離婚的法律諮詢和離婚後的生活技能之培訓，提供必要的長期的協助。

　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應該將眼光放遠，善用「台灣媳婦」的母國語言，反過來學習新南向國家的風土民情，宗教文明與社會文化和禁忌。在正式的教育之外，從社區大學、社區發展協會、各區鄉鎮村里的活動中心，都可以提供不同年齡社會人士的免費課程、經驗分享、以及各式活動的共同參與。全體國人，將因而有機會建立「有朋自遠方來」的人文素養，讓「新台灣之子」的母親們，成為新南向政策在基層的尖兵，在民間社會逐漸扭轉不正確的社會歧視。

另外，因為勞動力的不足，台灣社會需要看護移工，照顧台灣的高年齡長輩，更需要產業移工協助百工百業。依據勞動部的「勞動統計查詢網」，截至7月底止，國際移工在台總人數是69萬9,091人；印尼與越南的移工，各占三分之一，而菲律賓與泰國合計，占比也有三分之一。有鑒於移工在2017年的總人數是35萬人，而2021年的7月底，將近70萬人，成長一倍。這正顯示台灣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很快，另一方面，也顯示產業缺工的問題很嚴重。

「殺頭的生意，有人做」。在台移工的人力資源產業鏈，合法的經濟利潤，已經無法滿足從業者的需求。移工管理也衍生出其他問題：其一，以學生的身分到台打黑工，對於國內私立大學院校和建教合作業者的監督與處分。其二，家庭或長照機構的看護工（依據契約訂定雙方合意的薪資），轉換為工廠勞工（如果合法，則有勞基法最低工資保障），國內與境外的仲介費用，有利可圖。

加強移工治理，首重對於僱主、仲介（國內／境外）業者、以及勞工的規範與監督。然而，移工治理的「政府失靈」，原因就如同街頭巷尾的違法營業商家，「你知道，我知道，厝邊隔壁都知道，只有警察不知道」。「源頭管理，加重處分」，會沒有效果，是日積月累的制度性結果。一旦被撤銷執照，「借牌」、或「換一塊招牌」，無損於原有的產業鏈，合法開設、正派經營的業者反而受害。

事實上，台灣很多的僱主和國人，不同於香港與新加坡的僱主和城邦居民，呈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沒有英國殖民地的遺緒，英語溝通和英文閱讀，基本的能力不足。其次，缺乏英國所屬殖民地，包容宗教、種族、文化多樣性的歷史傳統。最後，對於國家法律和政府官員執法的尊重（甚至是畏懼），不如香港和新加坡，部分的原因，則在於裁罰和刑責都不夠重。

新南向政策，是國家發展的重大政策；而移工治理，是台灣社會的重要問題。政策的正確思維，不應該是「讓移工，歸勞動部；讓新南向，歸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只有全體國人能從身邊認識、瞭解來自新南向國家的媳婦和移工，整個社會轉變對新南向國家的刻板印象，甚至接受台灣經濟已經不如有些新南向國家的事實，才是促成社會和諧；只有當全民都參與到新南向政策的發展過程，擺脫「廟堂」與「官衙」式的政策推動方式，才是落地生根、全民多贏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