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市場邏輯的中國監管政策思維

　對於去年11月以來，中國陸續推出逾50項涉及反壟斷、網路及數據安全、教育、金融和社會公平領域的新監管規定，以華爾街為首的西方專家學者，多以違背自由市場邏輯、共產主義將再起等言詞重炮批評，近期陸港股及海外中概股亦因此表現疲弱，受影響的企業股價更出現劇跌。但若回顧習近平上任至今的重要改革政策，可以發現中國政府所謂的結構轉型政策卻都有一定脈絡，近期加強行業監管不完全是橫空出世之舉。

　簡單地說，自2012年習近平上任迄今，中國經濟發展戰略便不再是一味的追求高成長，而是採取兼顧「經濟成長目標」及「防範系統性風險」的雙支柱調控架構。像是習近平上任之初，中國飽受金融海嘯時期推出的「四萬億計劃」刺激政策所遺留的產能過剩之苦，加以在刺激政策爆量期間，收賄舞弊事件頻傳。因此，「打貪腐」及「供給側改革」成為避免經濟發生系統性危機的重要手段。

　2016年，習近平進入第二任期，產能過剩問題稍解，但影子銀行體系累積的金融風險，以及過高的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成為當時中國在維持經濟成長的同時，也要防範的系統風險，北京政府遂推出一系列以「金融去槓桿」為主的整改措施；2018年3月，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中國最主要的系統性風險便來自於高科技領域技術的「卡脖子」問題。於是，中國全面檢討過去科技業偏向軟體方向發展，導致硬體關鍵技術受制於人的問題，且一方面透過人民幣貶值沖銷美國提高關稅影響，一方面全力推進「中國製造2025」，著重高科技製造業及關鍵技術領域的去美國化。同時，在中美脫鉤的大背景，以及中共擔憂西方透過市場力量、數據使用影響中國科技業發展與國家安全，甚至動搖統治基礎下，中國國務院在2020年4月將「數據」與資本、勞動力、土地、技術並列為「生產要素」。對於自詡遵循社會主義的中國而言，生產要素的列管乃是「份內之事」，也成為「螞蟻金服」於香港與上海雙重IPO被叫停，以及「滴滴出行」在美上市後，旋即遭中國監管單位以違反網路安全為由進行審查的前因。

至於去年底以來，隨著中國疫情相對控制得宜，加以受惠於全球防疫產品及其原物料需求暴增，拉動中國出口，促使出口金額屢創新高、經濟恢復成長後，習近平再度進行新一輪的結構改革。尤其是此時的中國經濟進入存量時代，在人口紅利期高峰已過下，持續惡化的社會問題難以再依靠高成長的中國夢掩蓋，極大的貧富差距、持續高漲的房價，以及少子化等社會問題成為影響中共統治基礎的系統性風險。2021年8月17日，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第10次會議，主要議題是「促進共同富裕」，會中並提及「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基礎制度安排，顯見貧富不均問題已嚴重到威脅中共領導威信，與習近平於2022年中共二十大打破慣例爭取連任的合理性，而貧富差距反映在醫療、教育、住房三個面向最為顯著，也被視為這個階段必須攻克的「新三座大山」。因此，今年4月阿里巴巴因違反中國《反壟斷法》被開罰一事，即是中共向大企業宣示將重新分配大型科技平台在過去十多年中積累的財富和權力，試圖創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一反過去科技業大肆併購，最終釀出資本過度集中及壓抑新創能量的副作用；7月對教育培訓行業實施整頓的「雙減」新規上路，同樣也是衝著貧富差距將造成階級複製而來。

　換言之，習近平上任至今的經濟發展戰略，大致脫離不了兼顧「經濟成長目標」及「防範系統性風險」的雙支柱調控模式，未來的發展重點則在「促進共同富裕」，近期的政策變革其實或多或少都早有預警。問題是當前被西方世界視為走回頭路的大幅度政策轉軌，究竟是會成為一起「中國例外」的成功案例，還是坐實了扼殺經濟發展與創新的預言，最終結果仍難以預料。倘若又因「始料未及的法則」（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而發生副作用，北京政府是否有適時修正政策方向的能力。但無論如何，對中國來說，在中美爭霸不歇、習近平尋求連任，以及中共鞏固統治權威的政治考量下，近期一連串的政策轉彎實是不得不走的路徑。

　誠如澳洲前總理陸克文（K. Rudd）所言，中國的未來不屬於西方政治的任何形式，而是專屬於中國的一種共產主義與儒家主義的結合。上世紀80年代美國奉行現代化理論，認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會帶來政治的開放和民主化，如今來看，崛起後的中國在政經體制上並未向西方靠攏，甚至隨著經濟與政治實力的強化走上自己的道路。因此，全球投資人切勿再以西方經濟學的投資邏輯看待中國，而忽視了1949年後的中國本就存在政策鬆緊交替的循環，以及其之相應的政治與政策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