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青年人所得分配變化與改善之道

　主計總處於上周召開國民所得評審會議，公布2020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這份報告除了讓我們明白這些年家庭設備、閱報書刊的普及率，也告訴我們所得分配不均度的變化，數據顯示，近年來這個不均度正逐年擴大。

所得分配這個詞有點生澀，也有點距離感，因此很多人喜歡改以貧富差距來形容，事實上兩者互為表裡，如果所得分配很平均，貧富差距便會縮小，如果有錢人愈來愈有錢，而中產家庭愈來愈窮，那麼這個分配不均就會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當然也有人認為貧、富係指財富而非所得，因此又改以所得差距稱之。然而，不論用所得分配稱呼也罷，貧富差距稱呼也好，談的都是同一件事，就是隨著經濟發展，貧富差距到底出現了什麼變化。

依據這份報告，我國去年前20％有錢家庭的一年所得217.6萬元，是後20％家庭35.5萬元的6.13倍，由於是取前20％與後20％比較，也經常稱之為五等分位所得差距。有五等分位，自然也有十等分位，二十等分位，分的愈細，愈可以看出一國所得集中的情況，惟目前這份報告只有五等分位，無法看到更細的數據，可謂最大的遺憾。

五等分位家庭所得差距逐年擴大，去年6.13倍是創了近八年來最高，如果把時間拉長一點，從1994年觀察至今天，我們會發現二十多年來，已由5.38倍擴大至6.13倍，在經濟衰退時期，倍數還會略大一些。長期而言，台灣的貧富差距已明顯擴大，值得注意的是，年輕族群由於二十多年來薪資成長緩慢，在前20％高所得族群裡的占比大幅下滑，1994年高所得家庭111萬戶裡，青年家庭（戶長年齡在35歲以下）占比21％，1997年更高達22％，二十年後，於2018年降至10％，2020年更跌破10％。

沒錯，高所得族群裡的青年家庭占比降低，是有年齡結構的因素，1990年代青年家庭較多，而今青年家庭較少，然而，除了年齡結構因素，二十多年來高等教育素質、產業結構變化以及就業型態的改變，也必然是重要原因。根據調查，如今非典型就業已高達80萬人，這些工作固然提供了許多就業機會給年輕人，但普遍低薪，這自然也是當前青年人的收入難以隨著經濟成長而合理提升的重要原因。

我們可以再看另一個數據，1994年在361萬名有收入的青年人裡（35歲以下），擠入前20％的青年人占了11％，有近40萬人，2020年這個比例降至9％，只有25萬人，這反映了昔日青年人裡有更大的比例能擠入高所得族群，為今日所望塵莫及。如前所言，隨著二十多年來高等教育、產業結構、以及就業型態的改變，青年人的處境已然今非昔比。

這些年政府確實非常努力，自2011年以來年年調高基本工資，這對於青年人的收入雖小有助益，然而對於所得帶動效果，卻非常有限，低薪的族群雖因基本工資調升而有些許改善，但依舊無法讓多數年輕人回到1990年代，難以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以致不論在前20％的高薪族群裡青年家庭的占比、或是躍居前20％的青年人比例皆不如1990年代。

我們想說的是，昔日談所得分配大多是談全體的情況，鮮少有人注意到青年人的所得分配，事實上，從長期的數據看來，青年人、青年家庭的所得分配不均情況，或者青年族群與中高齡族群的所得差距，已是今時更甚往日，這些變化過去未被重視，日後自須多加關注。

青年人所得、就業問題今日之所以出現這個局面，有高等教育的問題，社會文化的問題，當然也與政府政策層面有關，不能只看失業率、基本工資、平均薪資這些片面的數據來判斷政策的有效性，若只看這些數字，只想改善這些數字，必然淪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耗盡政府資源，而依舊難以改善青年人的處境。

總統蔡英文於2016年首次就職演說裡，八次提及「年輕人」，顯見對年輕人的重視，這些年政府確實也為年輕人做了不少事，如基本工資的調升、放寬特休假的限制、疫情期間更提出青年就業獎勵計畫，這些政策雖好，仍難以扭轉青年人所得偏低的處境。我們認為，除了循傳統的就業輔導，基本工資調升方式之外，高等教育的改良、文化素養的提升才是根本之途，這看似與就業所得無關，惟其關係大矣。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曾說：「一個國家的繁榮，並不取決於城堡的堅固，也不取決於公共設施的華麗，而在於公民文化的素養。」哲學家羅素也說：「文化價值是不朽的，它最美之處是給予人類希望。」文化素養與大學教育的重要於此可知，而這正是改善青年人處境，提升國家實力的根本，以此觀之，這些年政府的青年政策逐末者多，溯本者少，惟有分清本末，青年人的未來才可能有全新的局面，願總統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