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金融脆弱性攀升 各國應超前部署

　隨著新冠肺炎疫苗接種持續開展，全球經濟復甦愈發可期之際，也潛藏一些問題待解。以金融部門為例，由於疫情爆發至今，各國政府莫不採取寬鬆性貨幣政策與擴張性財政政策等非常規措施因應衝擊，卻也引來金融脆弱性攀升的擔憂。而當前的金融脆弱性主要源自金融市場，最顯著的風險為交易對手風險及資產價格失調，而這一切極可能會因美國等主要國家經濟復甦腳步加快而被觸發。

具體地說，疫情肆虐期間，許多國家面臨廣泛失業和史上高融資需求的雙重挑戰，遂透過大規模的非常規政策支持措施緩和經濟受創程度，促使政府債務急劇增加，民間企業（非金融部門）也同樣仰賴大肆舉債對抗疫情衝擊。而當前的超寬鬆貨幣環境，不只讓公私部門有極低的舉債成本，更讓市場資金充沛，助長各類型資產價格水漲船高。

　以美國標普500指數（S&P500）為例，在去年3月20日跌至波段低點2,304.92點後反彈，至今年6月25日的4,280.7點上漲近一倍，今年迄今漲幅亦達約15％；美國聯邦住宅金融局（FHFA）購屋價格指數漲幅亦於去年第三季起擴大，今年第一季續較去年同期大幅上漲12.63％。換句話說，寬鬆貨幣環境及大量財政支出支撐非金融部門的代價之一，便是金融脆弱性的進一步累積，且易導致市場動盪，增加了回調的風險。同時，企業紓困貸款政策也連帶扶植信貸風險較高的殭屍企業，進而埋下違約風險的地雷。

但今年全球經濟復甦加快，主要國家經濟成長率更可望創下數十年高點，惟一旦景氣過熱甚或通膨率上升，央行將面臨貨幣政策正常化壓力，進而催化利率反轉且持續上升，使金融環境逐步收緊。此時，不僅前述的公私部門債務負擔加重，金融體系的違約風險大增，也會讓風險性資產遭逢重新訂價，並危及全體金融穩定。尤其是對疫苗短缺、經濟復甦較為落後的國家來說，在目前仍相當依賴非常規措施保護經濟的情況下，若又遭遇漸趨緊俏的國際金融環境，其金融壓力可想而知。

對此，國際貨幣基金（IMF）等組織提出若干建言，以利各國因應金融脆弱性被引爆，進而澆熄經濟復甦火苗的問題；首先，各國政府應公開透明地與金融機構溝通，以提供針對性、時效性的計劃，加以適當的激勵措施，讓金融機構能對受疫情影響的企業與個人，維持既有的紓困措施，如債務償還減免、增強信用擔保、無息貸款或利息補貼等，直到相關指標顯示經濟可持續復甦為止，以避免過早收傘，影響經濟復甦動能。

　第二，考慮到總體審慎（macroprudential）政策與工具的效果有時間落後性，政府在收緊選定的總體審慎工具前，應儘早與市場溝通。畢竟，金融市場最擔憂市場價格（利率、匯率、股票和商品價格）的波動與風險性資產的重新訂價，往往深受政府總體審慎政策與工具的影響。金融機構也可因此儘早充實資本，以緩和金融脆弱性增加的風險，與避免金融環境的廣泛收緊。

第三，在可靠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框架下，政府採取積極的債務管理戰略，可改善近期額外的財政支出與日後金融脆弱性風險間取捨的困難。在金融市場較開放的國家，可善用目前仍屬有利的融資條件來改善其債務的結構，並運用其金融市場開放特性，將債務國際化，減少對國內金融體系的依賴；在金融市場管制的國家，可考慮債務和融資需求的整合計劃，重新安排償債期限及償債利率，而需要外援與依賴他國提供緊急融資的國家，亦可比照辦理。

第四，疫情期間企業面臨歇業或關廠停業等營運中斷等情事，其資金流動性和償付能力的風險均提高，信用風險惡化的問題勢必接踵而至，政府宜有相應的具體作為來解決此問題，以重建金融機構對企業融資的信心。如發展不良債務和不良貸款市場等資產管理業務，以降低企業重組成本；鼓勵小公司整合，以降低較弱公司的財務成本與破產相關的經濟成本；改進債務解決機制，以免延宕企業重組商機；讓無法生存的企業及時有序地退場。再者，由於備抵呆帳計提會影響銀行獲利，使銀行資產品質惡化；反之，備抵呆帳迴轉利益會增加銀行獲利。因此，若政府能在符合國際規範下，酌情調整對備抵呆帳準備的監理，亦能激勵金融機構樂於對企業融資。

要言之，雖然美國等主要國家景氣熱絡，使大規模的非常規措施浮現退場契機，惟部分新興國家經濟仍受挫，加以近期變種病毒強勢來襲，使全球經濟復甦呈現分歧與不穩健的狀態。所以，考量主要國家有望推動貨幣與財政政策正常化，各國政策制定者實應在兼顧經濟復甦火苗存續下，儘早採取前述的紓困措施延長、事前的政策溝通、積極的債務管理及提振金融機構對企業融資的信心等方式，慎防金融脆弱性擴大，才能讓經濟復甦之路得以順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