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者理事出書看央行的決策難題

　台灣大學經濟系三位教授吳聰敏、李怡庭、陳旭昇和台大經濟系系友陳虹宇最近合出的「致富的特權：二十年來我們為央行政策付出的代價」一書引發關注，主要原因在吳聰敏為中央銀行前任（第18屆）理事，李怡庭和陳旭昇更為現任央行理事（李怡庭為20屆、陳旭昇為19和20屆），加上該書推薦序由同樣出身台大經濟系教授的央行副總裁陳南光撰寫，因而讓市場有「央行理事檢討央行政策失宜」等聯想。

先談陳南光所提「主要國家的央行在面臨國際經濟與金融情勢鉅變時，總會大膽地調整政策目標、啟用新的貨幣政策工具、或重新思考貨幣政策架構，必要時進行組織結構的大幅變革；要能做到這點，央行必須有扎實的研究團隊與更具彈性的組織架構與人力配置，以及應對制度變革與制定長遠計畫的能力，才能因應未來各種挑戰」，這確實是央行面對日新月異的金融和經濟環境變化時，應有的調整能力。

但對於陳南光所說「央行應是一個介於政府機構與研究單位的綜合體」，這點就頗值得深入省思，因為政府機構要背負的是政策使命，透過各種工具達成經建目標，研究單位如國內諸智庫在提供建言之餘，並不需要真正去執行政策、達成目標，說白點也就是沒有所謂KPI。大多數人都知道，給建議和實際執行，往往是兩碼事，如果要把央行定位在「介於政府機構和研究單位的綜合體」，試問央行究竟應以實務操作為先，抑或是以研究為重。

這也凸顯長久以來的爭論點：央行與學者是否一定是站在對立面。當然，我們希望這個答案是否定的，且如陳南光副總裁所言，期盼「尊重研究」能成為我國央行的一項重要特質。但另一個問題在於，當央行的政策執行方式偏向實務而非理論時，究竟又該如何評價呢？

以該書序言提及「央行在2020年10月到12月之間，對於穩定房價的政策上出現方向大轉彎。總裁楊金龍在10月15日立法院答詢時，並不支持實施選擇性信用管制，卻忽然在12月7日舉行臨時記者會，宣布對台灣房市的信用管制措施，完全出乎市場預期，也體現了民眾無法掌握央行政策實施的明確依據」為例，該書作者群有兩人為時任央行理事，依央行公布去年第四季理事會議事錄，12月7日是由常務理事會決議實施選擇性信用管制，但17日「由全體理事准予追認」，這是否就是政策轉彎？

　再把時間拉回去年9月的理事會議事錄，明確提及「數位理事關注國內房市發展」。有位理事表示，在全球金融寬鬆下，須關注金融資產及不動產市場泡沫的可能性，並備妥因應或預防措施。另位理事認為，央行應密切觀察房市變動的趨勢，且最好在民眾對房價上漲預期形成前即採取行動。數位理事均認為央行宜持續監控房價變化，並廣泛蒐集銀行業意見，經審慎周延評估，「如有必要應提出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

至於干預匯率，就楊金龍至立法院業務報告內容，很明顯可看到央行是在2020年下半年大量且密集買入美元阻升新台幣，對於央行雙率政策，理事就算沒有最終決定權，在理事會起碼也有發言權，但從去年第三、四季理事會議事錄關於理事討論匯率的內容，第三季有位理事指出，美國寬鬆貨幣政策外溢效應將蔓延全球，台灣是小型開放經濟體，所受衝擊尤大，尤其新台幣匯率將持續面臨升值壓力，對傳統產業將構成重大衝擊，宜思考有否其他方式可協助國內傳統產業，避免其發生倒閉情事。

有位理事指出，當前與上年、前年比較，新台幣升值幅度高於韓元，致傳統產業表現不佳；惟台灣出口主力的電子產品在新台幣升值趨勢下，出口仍持續成長，顯示匯率無須維持在某一水準；若當前利率維持不變，央行匯率政策應以整體產業考量，思考適當的匯率水準，且最適匯率應是可變動的。

第四季央行理事會則有理事指出，國內企業在國際市場面對不公平補貼國家，加以區域經濟整合的競爭，及新台幣匯率升值，致使中小企業經營困難。長期而言，當一國經濟結構調整完成，經濟成長率上升，匯率自然就會升值；惟升幅須合理。儘管新台幣升值各有利弊，短期央行仍宜關注新台幣與其他貿易對手國匯率的相對走勢，政府並宜提供中小企業支持政策。

純就議事錄而言，可發現央行理事對房市選擇性信用管制並非毫無預期的政策大轉彎，匯率部分也僅認為新台幣不必固守一定價位，但並無理事直言「央行不應干預匯率」或「央行干預是錯誤政策」。

學者提出質疑、針砭時事、發表研究天經地義，而央行理事的職責則是在理事會發揮力量、討論當行的政策，誠如書中所言，央行理事會決議的政策可能影響吾人及其後數十年台灣的經濟，理事會絕不是學術研究的田野場域，每位理事都有其歷史責任而非旁觀者。

中央銀行總裁楊金龍昨日則發表公開信，引用美國前總統老羅斯福的演講內容：值得肯定的是實際在場打拚的人，「這些人的地位，永遠不應該與那些冷眼旁觀而不需承擔成敗的人相提並論」。此番言論正是為政者的心聲，但同時我們也期盼並相信央行理事會在決策過程中，因為有不同意見的激盪，而更加全面且周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