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總統拜登上台，提出預算金額高達1.9兆美元的「美國救助計畫」（American Rescue Plan），俗稱「財政刺激方案」，規模相當龐大，約占美國GDP的9％；除了對抗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的疫情衝擊及加強紓困外，也擬振興經濟、降低失業率，協助美國家庭及企業度過危機。
其實，拜登的1.9兆美元救助計畫，在參眾兩院的爭議甚大；並且引起兩位重量級經濟學大師的爭辯。據報導，曾任美國財政部長及哈佛大學校長的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質疑紓困支出規模過大，透過巨額舉債融通之救助方案，有觸發通貨膨脹的風險；且其中約1兆美元的支出，直接發給民眾，被質疑缺乏經濟效益，還不如將經費投入長期基礎建設上。
此番言論使得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深深不以為然，認為政策目的既然在抗疫及紓困，該花的錢就應該花，大舉支出正是美國所需，透過赤字財政政策就在所不惜，應該不會引燃通貨膨脹，否則聯準會（Fed）可採緊縮的貨幣政策因應；雖然同意基礎建設也是要做，但事有輕重緩急。如此形成針鋒相對的局面。
新任財政部長葉倫，曾任總統首席經濟顧問、聯準會（Fed）主席，是美國開國245年以來，首位女性財政部長。她認為疫情已導致1,500萬人付不出房租，2,400萬名成人及1,200萬名兒童吃不飽，小型企業更是無以為繼，失業率相當嚴重，政府必須展開大型計畫以應對，而其效益遠超過成本。至於可能造成通貨膨脹，確實有其風險，但聯準會會有工具應對；亦即短期不用擔心通膨，而是關心失業問題。
葉倫不但學經歷豐富，而其夫婿也是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提出資訊不對稱理論，與史蒂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同獲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且與克魯曼均屬新凱因斯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他們一向主張在市場產生嚴重失靈現象時，政府就有介入的必要性，對政策形成具有一定影響力。而民主黨政府往往支持凱因斯學派的「救急經濟學」，主張擴大政府支出，透過量化寬鬆（QE）與舉債融通，加強救貧與紓困，增加有效需求，刺激經濟復甦，降低失業率，進而促進社會安定。
綜合前述兩位經濟學大師的爭辯，以及葉倫對政策批評的回應，應該產生一些啟示，亦即國家釐訂及推動相關政策時，必須考慮財政刺激方案的政策目標何在？有無短期與長期目標之分？目標之間有無先後次序或取捨關係？支出計畫的規模應該多大？成本與效益如何？是否確保利大於弊？財源如何籌措？舉債融通或是發行貨幣？
就短期目標而言，抗疫、紓困、振興經濟、搶救失業等，的確具有高度的迫切性；短期問題若不解決，「長期大家都活不成了！」但要兼顧政策推動上的效率性與公平性。例如財政刺激方案中，將其中一半的經費，以現金方式發給民眾，具有高度的政治可行性，然若民眾將錢儲蓄起來，或是購買股票，甚至助長炒作，則其意義就不會大，經濟效益也很難經得起考驗。縱使當前利率很低，舉債成本不高，然若浮濫舉債、擴大支出，以致債留子孫，必然會被後世所詬病。美國目前累積債務已高達GDP的130％，實在不可輕忽。透過舉債方式，調節稅收與政府支出的差距，原本無可厚非，甚至增進財政融通的效率性。而因長期大量仰賴舉債融通支出，若仍不積極推動稅制改革以增加稅收，卻寅吃卯糧不守財政紀律，實有可議之處。至於透過貨幣供給增加，融通政府所需，縱使從事救貧計畫、教育投資、基礎建設、醫療與環保支出等具正當性的活動，會因過多的貨幣發行，追逐相對稀少的實體，必然造成物價、股價、房價飆漲，一旦累積到相當程度，「黃河潰堤」就為時已晚，如何拿捏，有賴政府慎重行事。
總而言之，在當前疫情肆虐及經濟不振之同時，拜登政府透過大量舉債融通政府支出，雖已走上難以迴避之路，然其所付出的代價就應儘量減輕：
第一，政府支出經費應用在刀口上，必須嚴謹評估，確保對社會產生淨效益，避免政府支出規模過度膨脹。第二，釐清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的關係，輕重緩急應有取捨，不要因一時情急而留下嚴重的後遺症。第三，必須關注持續性、大規模、無限制的QE與舉債，甚至以發行貨幣來融通政府支出，可能引發通貨膨脹問題，必須妥謀對策。第四，正視赤字融通、債留子孫，所造成世代不正義現象。「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期待政府在推動財政刺激方案時，應該慎重行事，拿出具體論據，而非逞口舌之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