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經濟學中的再全球化想像

1月14日出刊的「日經亞洲週刊」（Nikkei Asia）在美國第46任總統上台之前，以「再全球化時代」（The Age of Re-Globalization）為主題，探討一個權力、競爭和經濟的糾纏（副標為It’s the Era of New Rising Power, New Competition--and Economies More Intertwined Than Ever），一方面迎接後川普時代的國際格局，一方面又對崛起中的中國所處嶄新的地緣政治提供日本觀點的深入分析。

　全球化、反全球化與再全球化，不僅是經濟、地緣政治與永續發展的框架，也制約了身處這個框架中世界各國的政策走向，間接對於企業抉擇構成了難以忽略的邊界條件。限制理論對當代的重要啟發在於一個複雜的系統隱含著簡單化的決策依據：在任何時間，一個複雜的系統可能是由成千上萬人和一系列設備所組成，但是只有非常少的變數或只有一個變數，被稱為限制，這個限制會影響甚或阻礙此系統達到更高的目標。在AI從科技觀點被喊得震天價響的當下，全球化可能和科技共伴所影響的後疫情全球政經會如何發展，從2021年起將邁向一個新里程碑。

　再全球化，意味著負負得正的全球化，反全球化被反了之後的全球，真的有那麼樂觀？數學裡的負負得正並不是真相，更何況在社會科學裡的負負更不會被還原為原來的全球化。疫情之後，大量流程轉為線上串連，全球化也迎來新的科技架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向星巴克溫情喊話，似乎項莊舞劍、指向拜登的全美國戰略調整，但從Kurt Campbell與Laura Rosenberg這兩位攸關印太戰略的官員任命陸續出爐，拜登對中國戰略的調整幅度隱約可見一二。

　全面執政的民主黨，縱然握有行政與立法兩權，但對於快速崛起中的中國，能否回擺歐巴馬年代的美中關係，不無疑義！世界經濟論壇趕在美國新總統就職前一天（瑞士1月19日）公布的2021全球風險報告，疫情後的世界受到健康、工作與數位三大鴻溝的衝擊，年輕人的未來機會所面對的風險加劇，引發世代對立的風險不能等閒視之！環境與科技風險正加大影響各國家與企業領導人在碎片化時代的決策，其中人性面對各類型利害關係人間協力的最大挑戰。

　環境與永續是當前在全球化中關鍵的風險持有人，在此甚至風險持有人的定義均須重新定位。好消息是新能源政策將擺脫川普對全球氣候危機（甚或3月蓋茲新書所論的氣候災難），重返國際氣候公約固然是在全球化的關鍵一步，但國際組織的機構失靈（Institutional Failure）所衍生的交易成本上揚與效率下滑，不僅在學術上贏得兩座諾貝爾經濟獎，也是當前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世界貿易組織的共同挑戰。當然，在疫情蔓延並未完全止歇的2021年初，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在拜登主政後對疫情控制或台灣防疫的影響，正是台灣人民感受深刻的機構失靈。

　美國中心主義似乎在拜登主政的未來四年，可能將淡化美國偉大的色彩；但雙邊主義取代多邊主義，以降低國際組織失靈風險的走勢可能延續。加上風起雲湧的年輕人挫折與憤怒，與民粹主義的匯流，在今年下半年後梅克爾的德國與歐洲如何發展，值得密切關注！關稅或其他非關稅貿易障礙，極有可能在全球碎片化的市場中受到機構失靈的加碼，因此市場也可能因而受衝擊、導致失靈的窘境。因此，企業營運的因勢利導必須結合碎片化的世界局勢，以全球格局分四個面向進行部署：兼融環境的永續、克服社會的挑戰、提升治理的效能與導入科技的創新，台灣企業將可在受惠疫情所觸發的全面變革中，成為再全球化的贏家。

　企業於再全球化時期，憑藉著創新解決當前各類難解的挑戰，帶動經濟發展與人才就業；台灣社會也應成為台灣企業再全球化的強大後盾。台灣人民受限獨特的國際現勢，國家定位一直是國際化最大的限制條件；認同的分析尺度，宜於再全球化的階段不斷與時俱進，讓台灣在人才、資本與技術三方面最起碼成為印太樞紐（更上一個層次可望成為世界樞紐），在拜登經濟學與地緣政治框架中，都充滿了想像與努力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