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與WTO代表

　世界貿易組織（WTO）是我國唯一正式參與的國際經貿組織，在後川普時代的重要性必定倍增，而我駐WTO代表團代表的任務會更加吃重。但是蔡總統在2016年7月任命的朱敬一代表，已於2019年8月31日申請退職獲准。WTO代表懸缺逾十個月後，總統府終於7月16日發布命令，派任前大法官羅昌發接任駐WTO常任代表。在此之前則於6月中旬已核定台美會主委林良蓉接任副代表。

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表示，總統能夠請到羅昌發擔任WTO代表是非常好的安排，「最適合的人選」，相信各國都會歡迎這個人事安排。鄧振中說，羅昌發是國際知名學者，不僅是台灣擔任WTO仲裁小組成員的第一人，當時所做的判決至今仍是重要的判決，也曾提名任WTO上訴法官，在我國參與國際組織活動中也扮演重要諮詢角色。

對於這項任命，輿論反應尚好，因為羅昌發先後獲WTO秘書長任命為爭端解決小組成員，並當選補貼及平衡措施委員會常任專家。但是，我們對這項任命卻有其他的關切。大家忘了蔡總統在3月召見呂太郎大法官當眾質問、引起各界物議？為何大法官總是跟政治權力這麼接近？卸任大法官可否再由總統任命特任官出任其他公職？

蔡總統在任命羅之前，曾任命卸任大法官許宗力再度擔任大法官並任司法院長，前後任期長達16年，似有違反授與高位應該限期的民主原則。卸任大法官可否再由總統任命特任官出任其他公職？現行法關於大法官的規定過於簡略，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3項僅規定「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並不得連任」，並未規定卸任大法官可否再由總統任命特任官出任其他公職。

因此應該要從大法官的職權、憲政慣例、總統與大法官的互動以及國人對大法官的期待談起。依據憲法第78條，大法官職司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其解釋當然具有憲法層級的效力，全體國民及政府機關均有遵守義務。此外，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4項規定，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彈劾及政黨違憲解散事項。

　將於2022年1月4日生效的憲法訴訟法第1條規定，憲法法庭還處理機關爭議案件、地方自治保障案件，而且只需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就可做成憲法裁判，可以想見未來憲法裁判應該會倍增（現在每年約10件解釋），因此會更有爭議、更需要國民的信任。

其次，目前已經有憲政慣例要求大法官一旦被任命，不能僅辦理借調，而必須從原單位辭職，以保持釋憲時的中立性與公信力。換言之，國民對大法官的信賴是絲毫不能打折扣。

再者，大法官權力非常大，但是任命只需國會過半同意即可，而不是德國要求的國會投票2/3加重多數。台灣現任15位大法官中，蔡總統提名的已有11人，並且還可以在任期內再提名四人，屆時15位大法官全部是英系，極大可能引起人民的疑慮。如果蔡總統還能任命卸任大法官特任官，不免讓人懷疑有些大法官會為任內只能看在眼裡、卸任後即可吃進碗裡的高官厚祿，而在牽涉政權、政黨、選舉等重大議題上能否真正做到中立？

最後就是人民對大法官的期待。我們以為大法官是法律人最高的職位，也應該是最後的一個職位，而且應遠離政治權力，才能維護其護憲者、政治權力制衡者單一且鮮明的角色，強化人民對其信賴。試問，一卸任就轉為政治任命的其他特任官，老百姓將會如何看待大法官？輕則認為其個人與政治勢力掛勾，重則懷疑司法為政治服務，不論何者，均會動搖對大法官及憲法訴訟的信任。

如果大家接受大法官應該是法律人最高、也是最後的職位，總統在選擇大法官人選時，就不會找過於年輕、沒有充分人生歷練、不容易為人民信賴的人選。相對地，還有政治企圖心的人，就要及早做好抉擇，不要接受大法官的提名。

WTO代表固然重要，但是大法官所代表的憲政意義更為重要。雖然羅大法官是WTO的適任人選，甚至可能羅大法官本人也是勉為其難接受任命，但如果人民對大法官的期待是中立性和公信力，那麼這個任命的適當與否就值得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