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全球治理的可能發展

　進入2020下半年，美國總統川普7月6日宣布，美國政府將於明年7月6日正式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HO），而隨著7月4日國慶之後，全美新冠病毒的確診人數，連續幾天都超過6萬人後，川普終於在世人面前戴上口罩。美國防疫的失敗和退出WHO，並未標示全球治理的完全崩壞，主因在於：東西方的種族文化不同；歐盟和美國聯邦體制的各行其是；以及全球治理的橫向與縱向結構。

　首先，在東西方的種族文化方面，對於戴口罩，東亞地區和歐美地區就有完全不同的接受度，結果直接影響到防疫的成敗。民主政治在美國，一個由來已久的歷史文化潛規則是：「所有的公共權力，都是對個人自由的威脅」。這種典型的政治認知，要落實人人戴口罩、減少飛沫傳染的政策時，就會有民眾認為這是憲法所賦予「向政府說不」的公民權力之一。而且，美國建國以來，沒有真正遇到歐洲人曾經遭遇過的瘟疫，有些美國人民甚至認為，政府的居家禁制令，限制人民行動遷徙自由，是公然違憲之舉，具有憲政高度、深植人心的美國政治文化，其來有自。

　在《民主的願望：大眾參與和美國政府的極限》一書中，美國學者Morone 早在1990年就指出，糾結於公眾懼怕政府權力，以及期盼由下而上、社區民主之間的兩百年政治史，美國人民如果不能解決前述那種「政府會威脅個人自由」潛意識的政治認知，將很難解決社會上的重大公共問題。而對於不要戴口罩、並要求解封城市，共和黨的支持者與政治人物，比之民主黨人更有過之。

　其次，在歐盟和美國聯邦體制方面，超國家組織的歐盟和美國聯邦政府，在此次防疫和解封過程，顯得左右為難，力不從心。歐盟當局和美國聯邦政府在疫情爆發初期的漠不關心，對於後續防疫政策之執行，受制於成員國家元首和各州州長的政治壓力，說話不一定算數。從義大利首遭危難，卻不見歐盟伸出援手開始，到封城和居家禁制令的步調不一、從口罩呼吸器到各種醫療器材的不足，都無法統籌辦理，時機的延誤造成死亡人數的居高不下。更重要的是，大家寄望的疫苗，屆時可能還是必須自己想辦法，各使手段，從「防疫情」和「救經濟」到「搶疫苗」，超國家組織和聯邦體制形成的離心離德，看起來似乎難以避免。

　在全球治理的橫向與縱向結構方面，橫向結構最重要基礎──有共識的文化價值，在這次全球新冠疫情裡面，顯露無遺。東西方人民光是願不願意配合政府，戴口罩、減少飛沫傳染這件事情，看似小事一樁，卻涉及東方和西方對於政府是「善」或「惡」的政治認知。更重要的是，歐盟當局領導人去年底才換屆，今年2月英國脫歐後，對於橫空出世的新冠疫情，措手不及，應變太慢，導致後來各國分崩離析。美國總統川普面對11月3日的大選，從頭到尾想要勝選的立場，反映在防疫、紓困、解封、拚經濟的每一個環節。

　就縱向結構觀之，WHO始終是美國總統川普意在言外、「劍指中國」，最為怨懟的對象。美國決定明年7月起退出世衛組織，像是已經標示著全球治理的完全崩壞；但對於美國揚言要另起爐灶，重新創建一個全球性的衛生組織，則歐盟各國已經表示支持世界衛生組織的明確態度。

　再次由美國主導建立新的國際（衛生）機構，將是現行全球治理制度的最重大變革；然而機構實體的改變，還有其他的改革方式，最直接莫過於檢討世衛組織的活動運作規則。換言之，當務之急，在於所有成員的權利義務之重新釐定，這是政治互動的平台，而政治的問題，要用政治的方法去解決。

　需要同步進行的，則還有疫苗研發與未來的疫苗分配使用，特別是對於國際弱勢的南半球地區，或是散佈於世界各國的社會中下階層人民，在當前世界的公民社會裡，只要願意，就可以無償使用，誠屬國際人權的最具體實踐。

　經貿交流和氣候變遷的面向，是近年來全球治理最讓人矚目的場域。與之相比，人命關天的國際防疫公衛政策，當更有助於理解東方與西方歐美國家，在群體意識和個人主義的重要差異。美國防疫失敗和退出WHO的宣示，並不代表全球治理的崩壞，但是，後疫情時代的全球治理，終究會回歸到東方與西方、國家與國家，在多邊國際組織的政治博弈，瞭解彼此的差異，進行對話與協商合作，是全球治理的本質。

　值得後續觀察的是，在民族國家的疆界難以跨越之前提下，美國的全球化、一個已經成為強勢意識型態的全球化，即使沒有全面崩壞，在特定的政策場域內，也已經無法說服世人，而隨之而來的也將是美國政治的轉折，及其不確定的政治前景，對於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的逐漸消退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