紓困KPI怪現象

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續延燒，儘管台灣疫情已趨緩和，但由於台灣是出口導向國家，且是小型經濟體，內需市場胃納量有限，因此，在國際市場需求萎縮之下，仍將帶給台灣產業不小的衝擊，對企業的紓困也勢在必行。然而，政府雖有美意進行紓困，但若在執行上，硬是在短期內透過量化的KPI來要求成果，只怕導致亂象叢生，造成資源的排擠、誤用及浪費。

　其中，最首當其衝的就是公股行庫。從最早的經濟部、交通部、文化部等五大部會紓困，現在加上央行的每戶最高50萬小規模營業人紓困，以及勞動部的每戶最高10萬元勞工紓困貸款，堆在公股行庫的各大部會專案，不要說行員目不暇給，連上門的客戶都看得眼花撩亂。

　由於「監理不對稱」的結果，和民營銀行相較，公股行庫頭頂公婆一堆，除了共同大股東財政部外，還有行政院、立法院這些「頂頭上司」，兩者執行起紓困，簡直就是兩樣情：民營銀行以收取高手續費來「以價制量」、趕跑申請紓困戶，讓金管會不得不出面訂定手續費的「最高標準」；但公股銀行則是馬不停蹄、不斷的「掃街拜票」，只希望能趕快把上級交付的案件數給達陣。

　雖然各銀行針對各種任務的績效管考，都會套用KPI（績效關鍵指標）來考評，比如：理專銷售財管商品、銀行行員推銷信用卡等，目前36家國銀都用KPI在計算這二大業務的貢獻度；不只銀行，就算是其他行業也都如此。各式各樣的KPI之所以能應運而生，就是因為不使用這個制度，就會缺乏具體的衡量指標，而讓部份員工有渾水摸魚的空間、也更能敷衍了事。但若只有KPI，而未能進一步檢視在KPI的背後，是由哪些對象、哪些方式來完成這些KPI，在銀行的紓困執行上，就會導致資源的誤用及扭曲。

　舉例來說，小規模營業人紓困案甫推出不久，立法院、行政院就急於看到成效，各大行庫也因此在第一時間展開大火拚，於是就出現各種光怪陸離的現象，有的行員甚至為了交差，還出動自己的親朋好友來當「人頭」作為借款戶，幫忙交「業績」。

　此外，政府的各個方案之間，由於太急於「各求表現」，因此不同的方案之間，並沒有對於同一借款人做嚴密勾稽、排除重複申請，導致出現一人同時申請兩案來「套利」的空間，讓借款人可透過「紓困」之名，在不同部會的專案之間遊走，直接「一魚兩吃」、借新還舊，這些都是始料未及的亂象。

　紓困專案的推出，不能急於一時之間看出成效。隨著疫情期間日益延長，企業的承受力也在遞減，最早是觀光旅遊產業遭到逆襲，但隨著出口市場萎縮，受災的產業或勞工群與日俱增，紓困專案此時才能發揮最大的作用。若是在第一時間就因為「競賽」而濫用資源，不僅銀行白忙一場，未來的爛攤子誰來收拾，才是真正的大問題；而繳稅大眾，恐怕才是最大的冤大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