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勵？還是反激勵？

激勵下屬是主管的重要工作，傳統激勵理論主要關心獎勵物與受獎者間關係，包括獎勵物是否滿足受獎者需求，受獎者是否認為獎勵物公平、以及獎勵物能否驅動受獎者達成目標，相對上較忽視未受獎者的反應，這種忽視可能導致全組織內的反激勵。

　當未受獎群體有極強不平感時，其努力意願將被挫傷。北宋常備兵力疲弱，依賴常勝軍和義勝軍駐守邊防，北宋在這兩隻軍隊上花費鉅資。先看原由遼朝末期招募遼東人為抗金而組成、由郭藥師率領的常勝軍，遼被金滅後投降北宋，為北宋強力扶植，力量迅速壯大。北宋甚至放任降將郭藥師在燕山地區招兵買馬、更將燕山政軍經濟大權交給他，但常勝軍大肆掠奪百姓，並且其兵員過多成為北宋軍費的沉重負擔，然而當金兵攻宋時，常勝軍卻投降金朝，反成為滅宋先導。

　再看義勝軍，這是北宋見燕雲地區百姓強悍可用而招募的部隊，北宋對義勝軍的待遇遠超過其他禁軍，當地禁軍見自己待遇還不如普通百姓投降組成的軍隊，極為不平；同時沉重軍費讓補給發生困難，義勝軍因錢糧補給不及而抱怨，但禁軍則認為自己糧食被義勝軍奪走、揚言殺死義勝軍，義勝軍便萌生叛念，日後金軍進攻時，義勝軍紛紛投降。這兩支軍隊降金，導致河北、山西快速淪陷，讓都城汴京無險可守。北宋政府對兩支軍隊重賞厚待造成的沉重負擔，連鎖性地激起義勝軍的抱怨、既有禁軍的不滿、形成反激勵、再牽動義勝軍降金、最後導致金兵如入無人之地滅了北宋。

　當未受獎群體不期盼、甚至鄙視激勵物及其獲取方式時，激勵物的使用容易招致組織分裂，附著於激勵物的權及利愈重、裂痕愈大。北宋王安石變法，當時眾多鴻學碩儒並不認同，故而也就有倖進之徒，透過支持變法而獲得快速擢升。當時擔任寧州通判（正八品起敘）的鄧綰就上書言事，大肆吹捧新政。王安石遂視鄧綰為知音，力薦給神宗。經過召對，眾執政大臣，決定升他為寧州知州（一州之長，約五品官），已是破格升遷，但鄧綰不悅，怨道「急召我來，只給這個官嗎」？鄧綰想當京官，認為擔任御史（約從三品）綽綽有餘。結果爭取到另一個正五品的京官，同鄉極不屑其討官行為，「皆笑且罵」，鄧綰反說出「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的名言。鄧綰只是當時新政用人的一個縮影，折射出爭取權位中的品格漸廢及輕蔑鄙視，也預告了變法黨爭。

　上述兩種情況儘管出現反激勵，然未受獎者面對激勵，尚有爭取之心及義利之辨；更為回天乏術者，則是以敷衍戲謔面對激勵體系，至此組織將難以調動人力、只是成為個人斂刮場域而已。明崇禎17年，大順軍李自成攻佔北京，從宮中搜出3700萬銀兩，然而李自成逼近北京城，明王朝公庫缺乏軍餉、節節敗退，崇禎下令凡皇親國戚及文武百官都要捐銀充作軍費。他命太監向國丈周奎借錢，周奎表示無剩餘錢財，周皇后知道周奎守財如命、加以訓斥，周奎只得拿出五千兩銀助餉。周后見父親如此、只好從宮中變賣自己金銀首飾、另籌五千兩銀給父親，使其以自己名義捐款、免讓其他大臣笑話。周奎收到周后銀兩後，即收起自己五千兩，再從周后銀兩中扣掉兩千兩、才捐出剩下三千兩銀至國庫。一時文武百官效仿周奎，私藏銀兩，捐出少許，著舊衣、改乘轎為步行上朝。崇禎私庫有錢卻要大臣出資，大臣當然只以敷衍戲謔之姿面對崇禎所課之責，賞罰激勵成為笑柄、毫無驅策之力，招致全滅。

　未受獎者面對既有激勵方式，若是抱持不平、不屑、或是敷衍戲謔，儘管這些態度應有其深層成因，但若出現，此群體便可能受到反激勵，進而背離組織，高階主管必須重視、特別是破格擢升、特別獎勵時，更應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