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18年所得分配改善了嗎？ ─論家庭收支調查的問題

　今天若有人說，台灣自2001年以來大家收入日趨平均，所得分配逐年改善，所得差距漸漸縮小，會有人相信嗎？應該沒有，但我們官方統計卻呈現如此美好的現象。

行政院主計總處為瞭解所得分配的變化，每年都會進行一次調查，根據調查結果推估我國八百多萬戶所得的分配情況，依所得高低排序，取最前20％與最後20％相除以衡量所得差距的變化，這一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在2001年為6.39倍，經過18年至去年不升反降至6.09倍，這樣看來，我們的所得分配似已逐年改善。

然而，這並非事實，相信多數人的感覺與此相反，不只是感覺難以認同，財政部綜所稅申報資料也否定了這個論述。同樣拿前20％與後20％相比，17年（2001～2017，2018年資料尚未公布）來稅後所得差距已由9.5倍升至12.2倍，非但沒有縮小，反而急劇擴大。

何以兩份統計有這麼大的差異？首先要釐清定義，前述主計總處所得差距之所得，係經賦稅、社福重分配後的「可支配所得」，而財政部的所得係「稅後所得」，總的說來，兩者皆經重分配，都是重分配的所得，差別只在綜所稅申報資料少了一道社福重分配，惟我們相信即使把社福因素納入，所得差距依然是上揚的，絕不可能出現所得分配已改善的現象。

我們再檢視重分配前的資料，看看兩者的趨勢是否一致，依主計總處的調查，18年來（2001～2018）的五等分位「原始所得」差距由7.67倍降至7.25倍，而依綜所稅申報資料所估得的「稅前所得」差距，17年（2001～2017）來反而由10.4倍升至13.4倍，兩者走勢依舊南轅北轍，主計總處的推估難以讓人信服。

依國民所得統計（93 SNA），所得分配可分為初次、二次及實物再分配三個層次，初次分配係由市場主導，由於市場逐利不談仁義，所得差距必隨經濟發展而逐年擴大，也正因為如此才需要由政府以賦稅、社福進行二次分配，此即老子「損有餘，而補不足」的理想，讓窮人收入多一些，富人收入少一些，經此重分配可以避免社會陷入動盪，至於實物再分配雖不是直接給錢，仍有助於改善所得分配，讓社會更溫暖些。

由此可知，二次分配或許會因社福多一點、稅率升高一些而出現改善，然初次分配（原始所得分配）在市場逐利之下，必然是一遞增數列，我國家庭收支調查在2001年以前皆呈上升之勢，惟隨後18年走勢混沌，近8年甚至逐年遞減，市場逐利如斯，初次所得分配竟日趨平均，實在難以想像，這樣的數字合理嗎？不言自明。

家庭收支調查開辦迄今已逾半個世紀，這是歷史悠久的一份重要統計，非但是政府施政的重要參考，也是國際上研究台灣所得分配的重要史料。遙想當年，可支配所得差距於1960年代由5.3倍逐年降低，至1980年代又從4.2倍逐年升高，趨勢是明顯的，隨著經濟擴張，1990年達5.2倍，2001年又升至6.39倍，趨勢也是明顯的。然而，此後18年卻是在遞減中趨於鈍化。去年6.09倍雖是近6年最高（過去6年介於6.05～6.09），仍遠低於2001年，這一長期時間數列看似改善，其實是鈍化。

究竟是18年來我國所得分配日趨改善？抑或是調查統計已難以反映實況？主計總處自應蒐集資料深入探索，昔日台灣社會純樸，調查較為容易，準確性也比較高，近年詐騙成風，民眾防衛心升高，社會信任日趨薄弱，在這一環境下調查政治意向已屬不易，更何況要調查人家一年收入多少、房租所得多少、投資所得多少，豈不難如登天？尤有甚者，政府辦調查難免引發查稅疑慮，這些非抽樣誤差勢必影響最後推估的結果，所得差距的低估豈偶然哉？

我們認為，調查環境變化如斯，若不改變估計方式，每年估得的結果絕不可能反映實況，於施政難有益處，聊備一格而已，如此實在可惜。當然，主計總處必須了解這份調查的數字已日趨鈍化，有了這個認知，再援引勞退、綜所稅這兩份大數據檢視過往十多年的調查結果，以統計方法將三份資料調整成可比較的基礎加以評估，藉以了解問題到底出在哪個部份，是低估了高所得族群？或者高估了低所得族群？用常理判斷，應該是低估了高所得族群，然而低估了多少？是否十多年來低估的情況日益嚴重？都必須抽絲剝繭，只有進行這樣的研究，才能據以改革家庭收支調查，而讓日後發布的數字更接近事實。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歐林（Bertil Ohlin）曾說：「經濟學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探索世界上實際發生了什麼，其中有些現象可以直接觀察，然而多數時候得仰賴統計，而統計數字的蒐集必須嚴謹，其方式則必須聰明。」這一席話值得政府統計部門深思，更值得做為家庭收支調查日後改革的參考。